當然，對中國的「敵意」似多於對俄國的「敵意」，而剩下的22處則砲口全開對準中國，諸如：指責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達數以百億計（基本上現代專利制度是具有雙面性，其一是維持先進國家的領導地位，但另一方面卻會抑制或降低後進國家的潛在研發誘因，長遠來說，對促進全球科技發展未必有利）、中國對美商品出口長時間保持出超（但忽略了美國事實上乃中國的最大淨服務輸出國的形象）以及斥責中國運用其在軍事和政經的影響力強迫一部分國家接受其基建援助（更妥當的說法應是補足世界公共財的缺口）。
乍看之下，似乎言之成理，惟也疏漏一事。即誠如學者Nye建議美國須承擔起世界公共財之供給者，然而報告通篇卻未見一字提及「Public good」甚或是「Public or Governance」之類的字眼。尚有提及「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處至少有10處。若處在一個客觀理性中立的人的角度之下，在一國對外文件中，悉數否定「全球利益」或無視「全球危機」，會產生如何的影響？缺乏推動回應此「全球危機」而有的行動，例如川普在去年（2019年）11月4日正式通知聯合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因而需要吾人思考的是，當下的美國是否還能期待他擔起全球協同治理的領導者之重責大任？
濫用「零和博弈」 缺乏與各國互信基礎
最後，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學者 (如：Dr Tim Huxley；Benjamin Schreer，Trump’s Missing Asia Strategy，2017)亦曾撰文質疑川普濫用「零和博弈」（The zero-sum approach）來極大化「美國利益」的可延展性；又自川普於2017年3月31日簽發行政命令，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展開為期90天的貿易調查，調查對象涵蓋了跟中國大陸有貿易聯繫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台灣等亞洲國家或地區，文中又提到川普政府要求柬埔寨政府償還5億美元的戰爭債務（1970年代），長遠來看，將加深亞洲國家和週邊各國對美國政治決策者的不信任。
正如德國社會系統理論學者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將信任定義為：「信任是為了簡化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川普政府表面上要強化跟「鄰國夥伴」的合作關係，惟實際的作法卻促使彼此所有的合作關係是建立在沒有「互信」的基礎上，加之以零和博弈來思考當前的美國外交戰略，猶如上演一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記錄片。去掉了光鮮亮麗的外衣，剩下來的只是赤裸裸的「狼性」！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