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的作者林海音當年也搭乘輪船抵達台灣，不過不是太平輪，而是中興輪，那是1948年11月的事。她曾寫道：「基隆登岸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半的事。聽說基隆到了，乘客都跑到甲板上來觀看。遠遠地只見島上一片綠樹，基隆是個好天兒。五妹燕玢說：『這就是台灣呀！』我們乘的是第五十六航次中興輪，從上海到基隆。買的是二等吊鋪，金圓券八十四圓五角一張，共買了四張，母親、妹妹、我、八歲的祖焯，四歲的祖美，一歲半的祖麗。舖位從一〇六到一〇九。船票難買，捏著一把錢，至上海住了一星期，到了十一月九日才由承楹同學小貝介紹買到票，十號下午四時開船。」
這場大遷徙，或自願，或被迫，或順遂，或艱難，但每個人同樣置身於大時代之下，暗夜如網，即使窒息也難逃脫。至於悲喜、離別甚至生死，不過是時代的註腳，也正是這些隱痛，共同組成了家國之痛，即使數十年過去，仍無法消散，甚至無法讓生者釋懷。
這種隱痛不免令人失語。在《太平輪1949》中，兩個在海難中僥倖生還的軍人，後來成為了生死之交。此後二十餘年間的每個週末，其中一人都會去另一個家裡，兩人坐在客廳裡看報、喝茶，但極少交談。這是書中最打動我的片段，儘管只是沉默的兩人。
我們又該如何書寫這些漸行漸遠的家國之痛？經歷者紛紛老去、消逝，生者常常限於失語，沉湎於隱痛。即使我們拋開陳腐的成王敗寇史觀，即使我們誠心誠意地說一句「你願意講，我就願意記錄」，即使意識形態的阻隔漸漸不成為障礙，我們也很難復原那個大時代。太平輪事件如此，被塵封的其他事情更加如此。
這樣一來，我倒為《太平輪》電影的存在感到慶幸——即使是純粹消費主義的偏差解讀，也是一種記錄吧，起碼，它可以被人們自由地提及，而非禁忌。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