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宇森的電影《太平輪》上映，他說這是自己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據說，影片以太平輪事件為背景，由三段愛情故事組成，雲集了眾多明星。
我當然不認為吳宇森應該拍一部「太平輪事件」的嚴謹紀錄片，也不認為類似《泰坦尼克號》的愛情大戲會有什麼不好。至於片花和娛樂新聞中標榜的炫目特技效果，大量消耗爆米花、眼淚和人們的關注，亦是可期。但從過往經驗來看，純粹的愛情和消費主義會消解甚至利用家國之痛，幾乎是一種必然。而太平輪事件與泰坦尼克號事件的最大不同，恰恰在於它不僅僅是一次船難，更是一場家國淪陷大背景下的悲劇，它也沒有紙醉金迷的銷金之樂，只有倉惶逃難和戰火紛飛，船上的人甚至來不及邂逅，更來不及談上一次戀愛。也正因此，這一切很難用愛情詮釋，哪怕愛情只是個引線。
（電影《太平輪》劇照）
1949年1月27日，也就是那年除夕前夜，太平輪搭載近千人（有票乘客508人，船員124名，無票者約300人），另載有沉重貨物，駛向台灣，因超載、夜間航行未開航行燈，在舟山群島海域被撞沉，近千人罹難。
這並不是太平輪第一次往返於上海和台灣基隆港之間。這艘中聯輪船公司的豪華貨輪，排水量2489噸，在國共內戰後期頻繁往返於大陸和台灣。眾多難民不惜靠金條或關係弄到船票，舉家赴台。在太平輪事件的死難者之中不乏名流，如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等人。如今我們熟悉的某些名人，亦與這場悲劇相關，甚至有著切膚之痛，如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的父親、前香港首富龔如心的父親都死於這場船難，而事後因無法承擔賠償壓力而結束營運的中聯輪船公司，其經營者之一蔡天鐸的兒子是主持人蔡康永。
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這場悲劇一度並不為大陸人所熟知。至於台灣，自1951年在基隆立起于右任題字的「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後，相關的文學作品不少，但系統記錄卻始終缺失。
記憶需要尋找，也需要與時間賽跑。2004年4月，台灣民進黨族群事務部與鳳凰衛視合作籌拍「尋找太平輪」紀錄片。2009年，張典婉根據紀錄片的素材，寫下了《太平輪1949》。
坦白說，從閱讀體驗上來說，這本書頗令我失望。相比同時期的《巨流河》，它的文字不僅僅欠動人，甚至還不乏病句。它也沒有《巨流河》的情懷，僅僅是按部就班的尋訪和敘事，大量雷同的段落暴露了作者的底蘊不足，起承轉合間看不出多少動人之處。即使是未刪節的台版，也缺少打動我的力量。它的暢銷多少有些「題材為王」的意味，大時代的離散往事本就不該缺少記錄者，何況是一段被海峽隔開的家國往事？也正因為這一點，我對它選擇了包容，堅持將之讀完。
這場家國之痛注定要以各種方式被書寫，文字、影像……湮滅才是不正常的，比如我們對某些歷史的無比忌諱。
在那個動盪的大時代裡，太平輪事件遠非死難者最多的一次，也不是唯一的船難，但它卻注定是一個象徵。有多少人像那艘太平輪一樣，永遠無法到達彼岸，又或者永遠無法回來？太平輪的沉沒也像一種隱喻，象徵著兩岸的斷裂與隔絕。而它的一度被遺忘，似乎也像征著兩岸之間曾經的沉寂。
太平輪往返滬台的時間並不長，但相當頻繁。1948年7月，中聯公司租用此船，除當年9月和10月曾北上葫蘆島為國軍輸送補給、撤運傷兵外，其他時間都往返於上海和台灣之間，共開了35個班次，直至1949年1月27日的最後一班。在那個大時代的轉折點，它曾經承載著許多人的夢想，但最終卻以破滅告終，並製造了無數破碎的家庭。
1948年與1949年的海峽兩岸，並非只有一艘太平輪。逃難的人群在青島、上海和廣州等幾大港口登船，奔向安全自由的香港與台灣。在太平輪失事之前，故宮國寶和中央銀行的黃金已經秘密啟運，陳誠已經擔任台灣省主席，傅斯年上任台灣大學校長……即使太平輪事件如此慘烈，也並未阻止逃離者的步伐，他們的選擇，無非是換一艘船。
那時有能力逃離者多為社會精英，以官員、士紳、知識分子和商人為主。他們當然有自己的故事，注定是個人史的合適主角。在台灣文學史上，對太平輪事件的最動人書寫，應該是白先勇的《謫仙記》。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謝晉將這部小說改編為電影《最後的貴族》，它講述四個在歷史轉折時代赴美留學的女孩的故事。出身官宦世家的主角李彤，其父母死於太平輪事件，這改變了她的命運，從此放棄求學，浪跡天涯，終至不歸。值得一提的是，謝晉執意由林青霞扮演李彤而不得，退而求次選擇了潘虹。
這樣的破碎家庭，在《太平輪1949》書中還有許多，雖不似小說那般戲劇化，但也難免長歌當哭。
在兩岸均享有巨大聲譽的《巨流河》中，也有關於太平輪事件的書寫，寥寥數段，文字內斂，卻見情懷——「我最後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時與潮》社的總編輯鄧蓮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太平輪船難，前因後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巨流河》之美，在於它極少宏大敘事，家國之痛隱於個人史中。我們的史觀一度以宏大為美，若非帝王將相，便是鐵血戰功，因利益而冰冷，即使是1949年的時代之悲，在某些人的史觀中也不過是在地圖上畫了一條分界線，還有二百萬敗兵、難民赴台的冰冷數字。這種史觀導致讀史者亦遭荼毒，有些人從中學得爾虞我詐或八面玲瓏，有些人學得暴戾之氣、不擇手段，偏偏那維繫人類前行的溫情和善意，通通欠奉。所以，我珍惜個人史的存在，哪怕是像《太平輪1949》這般，記錄浮於表面，缺少細節，尋找僅限於尋人而非尋故事，淪為並不嚴謹的新聞報導。
《城南舊事》的作者林海音當年也搭乘輪船抵達台灣，不過不是太平輪，而是中興輪，那是1948年11月的事。她曾寫道：「基隆登岸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半的事。聽說基隆到了，乘客都跑到甲板上來觀看。遠遠地只見島上一片綠樹，基隆是個好天兒。五妹燕玢說：『這就是台灣呀！』我們乘的是第五十六航次中興輪，從上海到基隆。買的是二等吊鋪，金圓券八十四圓五角一張，共買了四張，母親、妹妹、我、八歲的祖焯，四歲的祖美，一歲半的祖麗。舖位從一〇六到一〇九。船票難買，捏著一把錢，至上海住了一星期，到了十一月九日才由承楹同學小貝介紹買到票，十號下午四時開船。」
這場大遷徙，或自願，或被迫，或順遂，或艱難，但每個人同樣置身於大時代之下，暗夜如網，即使窒息也難逃脫。至於悲喜、離別甚至生死，不過是時代的註腳，也正是這些隱痛，共同組成了家國之痛，即使數十年過去，仍無法消散，甚至無法讓生者釋懷。
這種隱痛不免令人失語。在《太平輪1949》中，兩個在海難中僥倖生還的軍人，後來成為了生死之交。此後二十餘年間的每個週末，其中一人都會去另一個家裡，兩人坐在客廳裡看報、喝茶，但極少交談。這是書中最打動我的片段，儘管只是沉默的兩人。
我們又該如何書寫這些漸行漸遠的家國之痛？經歷者紛紛老去、消逝，生者常常限於失語，沉湎於隱痛。即使我們拋開陳腐的成王敗寇史觀，即使我們誠心誠意地說一句「你願意講，我就願意記錄」，即使意識形態的阻隔漸漸不成為障礙，我們也很難復原那個大時代。太平輪事件如此，被塵封的其他事情更加如此。
這樣一來，我倒為《太平輪》電影的存在感到慶幸——即使是純粹消費主義的偏差解讀，也是一種記錄吧，起碼，它可以被人們自由地提及，而非禁忌。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