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家國之痛注定要以各種方式被書寫，文字、影像……湮滅才是不正常的，比如我們對某些歷史的無比忌諱。
在那個動盪的大時代裡，太平輪事件遠非死難者最多的一次，也不是唯一的船難，但它卻注定是一個象徵。有多少人像那艘太平輪一樣，永遠無法到達彼岸，又或者永遠無法回來？太平輪的沉沒也像一種隱喻，象徵著兩岸的斷裂與隔絕。而它的一度被遺忘，似乎也像征著兩岸之間曾經的沉寂。
太平輪往返滬台的時間並不長，但相當頻繁。1948年7月，中聯公司租用此船，除當年9月和10月曾北上葫蘆島為國軍輸送補給、撤運傷兵外，其他時間都往返於上海和台灣之間，共開了35個班次，直至1949年1月27日的最後一班。在那個大時代的轉折點，它曾經承載著許多人的夢想，但最終卻以破滅告終，並製造了無數破碎的家庭。
1948年與1949年的海峽兩岸，並非只有一艘太平輪。逃難的人群在青島、上海和廣州等幾大港口登船，奔向安全自由的香港與台灣。在太平輪失事之前，故宮國寶和中央銀行的黃金已經秘密啟運，陳誠已經擔任台灣省主席，傅斯年上任台灣大學校長……即使太平輪事件如此慘烈，也並未阻止逃離者的步伐，他們的選擇，無非是換一艘船。
那時有能力逃離者多為社會精英，以官員、士紳、知識分子和商人為主。他們當然有自己的故事，注定是個人史的合適主角。在台灣文學史上，對太平輪事件的最動人書寫，應該是白先勇的《謫仙記》。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謝晉將這部小說改編為電影《最後的貴族》，它講述四個在歷史轉折時代赴美留學的女孩的故事。出身官宦世家的主角李彤，其父母死於太平輪事件，這改變了她的命運，從此放棄求學，浪跡天涯，終至不歸。值得一提的是，謝晉執意由林青霞扮演李彤而不得，退而求次選擇了潘虹。
這樣的破碎家庭，在《太平輪1949》書中還有許多，雖不似小說那般戲劇化，但也難免長歌當哭。
在兩岸均享有巨大聲譽的《巨流河》中，也有關於太平輪事件的書寫，寥寥數段，文字內斂，卻見情懷——「我最後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時與潮》社的總編輯鄧蓮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太平輪船難，前因後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巨流河》之美，在於它極少宏大敘事，家國之痛隱於個人史中。我們的史觀一度以宏大為美，若非帝王將相，便是鐵血戰功，因利益而冰冷，即使是1949年的時代之悲，在某些人的史觀中也不過是在地圖上畫了一條分界線，還有二百萬敗兵、難民赴台的冰冷數字。這種史觀導致讀史者亦遭荼毒，有些人從中學得爾虞我詐或八面玲瓏，有些人學得暴戾之氣、不擇手段，偏偏那維繫人類前行的溫情和善意，通通欠奉。所以，我珍惜個人史的存在，哪怕是像《太平輪1949》這般，記錄浮於表面，缺少細節，尋找僅限於尋人而非尋故事，淪為並不嚴謹的新聞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