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今日的柬埔寨：有上千交錯的枝節，千種故事交織在一起，歷史的千種潮流以不同的方向流動。要理解柬埔寨的現在，就必須回顧柬埔寨的過去。──Bruce Sharp（湄公網絡（Mekong Network）創辦人）
柬埔寨過去曾以「溫和之土」（Gentle Land）、「微笑國家」（Smiling Country）而聞名，被描寫成一個充滿和平與柔順之民的叢林天堂。柬埔寨的人口約有1,562.6萬人（2016年），共有二十個族群，主體族群是吉蔑族（ethnic Khmers），約占總人口數的97%，主要的少數族群則包括：占族（Cham, 1.8%）、華人（0.4%）。此外，高山地區還有稱為「高地吉蔑族」（Khmer Leu, Upland Khmer）的高山民族，像是布勞族（Brao）、庫依族（Kuay）、普農族（Phnong）、寮族（Lao）、嘉萊族（Jarai）等，人數約占總人口的1.5%。從族裔的構成來看，柬埔寨實際上是一個高度同質性的國家。
佛教化深 「吳哥王朝」遠近馳名
柬埔寨也是一個佛教化相當深的國家。從最早的扶南王國（Funan Kingdom, AD 50/68-550）、真臘王國（Kingdom of Chen-la, AD 550-800），以及後來的吳哥王國（Kingdom of Angkor, AD 802-1431），柬埔寨都是以印度教與佛教的「神王崇拜」（Devaraja cult, god-king cult）觀念作為支撐王權的基礎。以至於佛教寺廟不僅是柬埔寨的宗教中心，更是政治及教育的中心。
時至今日，若論及柬埔寨，首先浮現於眾人腦海者，十有八九應該是吳哥窟（Angkor Wat），其自建造完成以來，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築群。就像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所觀察的，「吳哥無所不在：在旗幟上、國酒（即吳哥啤酒Angkor Beer）、飯店、旅館與雪茄──任何事務與各種事務。吳哥是一種民族性與強烈自豪的象徵。柬埔寨人建造吳哥窟，而且再也沒有比它更偉大的建築。」
吳哥王朝是柬埔寨歷史上最輝煌強盛的朝代，曾享有「富貴真臘」的美名，極盛時期的勢力範圍幾乎涵蓋整個中南半島。吳哥王城則是穩固的區域權力中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作為柬埔寨王朝的首都，時間長達五百年。中國元朝周達觀在親自造訪柬埔寨後所寫下的《真臘風土記》中，以大量的篇幅來形容吳哥城建築的宏偉、雕刻的精美，深刻記錄當時吳哥王朝的繁榮及興盛。他描述：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高可二丈。
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餘皆土瓦，黃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
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又有宮女，手執摽槍、摽牌為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鹿車、馬車，皆以金為飾。
一個曾經極盛於9至13世紀的偉大帝國，曾經建立起歷史學家所謂的「吳哥時代」，卻從14世紀開始遭逢一連串來自暹羅（Siam，泰國的舊稱）、越南等外部勢力的嚴峻挑戰，導致吳哥王城在1431年陷落，逐漸淹沒在荒煙蔓草中。直至1858年，法國博物學家兼探險家穆奧（Henri Mouhot, 1826-1861），受到巴黎地理學會的委託，前往柬埔寨進行考古調查之後，才首次「發現」湮沒數百年之久的吳哥遺跡。
輝煌歲月過後 鄰國紛擾、國內政治鬥爭不斷
吳哥王城的建築遺跡作為當代的一種地景，正象徵著柬埔寨過去光輝的歷史歲月。就像穆奧所讚嘆：「此地廟宇之宏偉，遠勝古希臘、羅馬遺留給我們的一切，並且，和蠻荒國家形成一個哀傷的對比」；「這樣宏偉的遺跡，結構保持相當良好，其完成必定耗費許多勞動成本；看第一眼時，無不充滿讚嘆，而不得不發出疑問，這些龐大建築的作者，是如此的文明開化與進步，這個強大種族的境遇究竟如何呢？」
15至19世紀間，柬埔寨因內部各派系王位爭奪日漸激烈，給予暹、越介入內政的機會，內外憂患使其逐步走向衰弱不振的困境，最終在19世紀前期同時淪為越南與暹羅的朝貢國，大部分的領土遭到兩大強鄰的兼併，「或者作為柬埔寨要求援助的補償，或者作為戰爭的獎賞」，這段歷史因此成為柬埔寨在進入1970年代大浩劫以前最黑暗的一段時期。穆奧當時就曾指出，柬埔寨「這個民族現在正在殞落」；而且，「現在的柬埔寨是悲慘的，未來則是險惡的。它過去是一個強大且人口眾多的國家，這些可以從馬德旺（Battambang）和吳哥的壯麗遺跡獲得證明。但是，為對抗鄰國連續不斷的戰爭，導致人口極度地減少。」
就在穆奧重新「發現」吳哥的百年以後，柬埔寨仍未從對抗鄰國的困境中掙脫出來，反而捲入更激烈的國際地緣政治賽局的鬥爭中，最終淪為英國編劇羅賓森（Bruce Robinson）筆下的「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影響所及，「柬埔寨人甚至到今天都還是世界上最不被善待的一群人」。
然而，「柬埔寨的詛咒」不僅僅是大國政治所造成的悲劇，同時也是國內政治菁英權力鬥爭下的產物。亦即，外生因素與內生因素共構了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而此兩者如何具體的交互影響並發生作用，然後促成柬埔寨的政治經濟變遷，將是本書所欲釐清的核心重點。
＊作者蕭文軒，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山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顧長永，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教授。林文斌，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本文選自三人合著之《柬埔寨的政治經濟變遷（1953-2018）》（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