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頂新黑心油事件爆發，而達到了極致，甚至於已然嚴重演化成為足可摧朽國家產業經濟發展動能，並根本破毀「臺灣製造(MIT)」國際品牌形象地位價值的極端負向效應，主政當局、反對黨人、社會民粹及所有真正「愛臺灣」的人，都應該謹守法治社會的基本理則，依法行政，依事實證據的深淺程度，及法定權責的分寸，沉淨民粹激情，循法處置，才不至於更加惡化這一負效應的國家殺傷力。
祇謀分餅、不事造餅的共產社會？
馬英九掌政近七年的治國理念，早已映現一反李登輝、陳水扁的「友富崇商」，無限上綱了「公平正義」意識型態價值觀，馴至擴張了，也惡劣化了「仇富反商」社會民粹的滲透程度，以及怨恨程度。
在臺灣社會整個陷入極化「仇富反商」情結之中，所產生的立即效應，其一是，「致富」不是英雄，「致富」竟然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原罪，「致富」在臺灣被視為是拉大社會貧富差距的元兇，「致富」已成為社會最不正義的一種負面價值；其二是，「反商」的極致化乃與被行動化之結果，亦早已嚴重地根本破毀了整個國家社會的經濟造餅機制，使臺灣越來越成為一個「祇求極致分餅、不再從事造餅」的典型共產主義國家經濟社會。
「仇富反商」的現實行動化
在馬英九乍掌政權的初期，這種「仇富反商」的偏執意識型態，猶還停留在止於思維辯說及口頭論述階段，祇是漸進構成對「社會經濟原動部門」(即工商業、社會資本及企業家精神)的頂上烏雲，以及心頭陰霾而已；但是，到了第二任期一開展，「仇富反商」已從口說議談，變成為實質行政措施及社會行動，而且是由執政者應和著反對黨派，一起與偏執民粹，共鳴合奏、共舞同行：執政者極力排富抗富、擊富捶富，反對黨派則極力貶商反商。
執政者從各種政府行政措施中，採擷諸般「排富條款」作起，積極加重課徵「資本利得」稅項、墊高附加富人稅、證所稅、奢侈稅、房產稅、消費稅、豪宅外加捐、投資貸款則對富人去頭削碼加利息、嚴打房、居持豪宅污名原罪化，用社會奉獻多寡作「為富必不仁」的罪刑指標，在行政作為上，則獨尊弱勢、貧窮。
所有作為，唯一指向一種政策意涵：人一有錢，就是錯誤，就是該被社會「除之而後快」的「庶民社會中的那一小撮人」。
「致富英雄」成就了「中國崛起」
這一典型共產主義國家「課重稅」、「高膨脹政府專制權力」、極端「劫富濟貧」，以「使窮人翻身」達成追求「經濟公平正義」手段，曾經使得蘇聯均貧腐敗了70年、中國大陸共窮落後了60年的史證教訓，並沒有給臺灣執政者當局，帶來任何片刻的省思慎行，甚至連鄧小平祇用了「致富英雄」論：「管他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管他姓資姓社，致富就是英雄」，竟然直讓中國大陸扭轉既往60年的貧弱衰頹，在不到35年時間，成就民富強國，讓中國遽然崛起，超日趕美，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顯現「市場經濟才能解決社會主義經濟的自我困鎖大死結，讓國家社會活起來，壯起來、強起來、富起來」的實現理則之正當性與正確性，也沒有給臺灣執政者當局，對其過度「敗富論」的治國思維作法，激動起太大的反省與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