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要分擔，島都台北市，榮幸滿花籃，合齊來捧起。」（1920，＜台北市民歌＞）
從九零年代開始，四年一度的台北市長選舉便常被稱為「首都之戰」。不過，雖然這些年可能只剩如某位王姓歌手那樣的極少眾，會認為南京才是首都，但「首都台北」這台灣共識，卻從未在台北的市政建設中實踐。特別是馬郝執政的十六年來，「首都」是虛，台北的城市規劃只見「六本木」：台北車站六本木、中山北路六本木、華光社區六本木、仁愛路空總六本木、到南港還是六本木。
「首都」不必然是一國資源集中之處，德國、瑞士或以色列皆是如此，但理想的首都規畫在於維持城市多樣性與經濟活力的同時，提供維繫現代國家運作所必須的空間條件。從日本統治將現代國家的概念引入台灣開始，島都台北的佈局即得配合統治機器的需求，並因此決定了集中在台北城內政治與金融機關、南門外拓殖機構與東門外科教單位為方針的城市發展方向。
不過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密度，仍遠小於正常的中型國家，日本人在台北留下的辦公廳舍，就一個完整的中型國家首都，自然也不敷所需。偏偏國民黨一方面帶著遠多於中型國家規模、有用或無用的公家單位來到台灣，另一方面卻把這「中央政府所在地」貶為「臨時首都」，因此僅管不同的政府機關與親近層峰的「民間團體」，三不五時便上演土地爭奪戲碼，戰後初期的中央掌權者，卻寧可在日本人留下的土地與建築上胡亂搭建，而不願以首都的規格對台北的發展長期擘劃。
於是，日治官廳的空間往往上蓋外擴，後來從日本平民取得、四散城市各處的「接收日產」，也被鏟平後由各機關零星地蓋大樓（如果不是被國民黨、「夫人」的婦聯會、「太子」的救國團或各接收大員納為己有的話），最後甚至挪用了台北的城市公共空間，以用於「臨時」的中央政府建築，最具代表性與諷刺性的，便是立法院從來都蓋在未曾動工的建成國小校地上。
全面民主化前，惟有黨外市長高玉樹，因為有自己的民意基礎與良好的美國關係，得以運用美援經費就台北作為首都的發展需求，與缺乏長期首都治理構想的中央政府周旋。但之後的官派市長們，既只能在國民黨內謀求發展，政治正當性不足下光是處理都市化的各種衝擊即已焦頭爛額，何來餘力推動台北作為首都的空間運用？
半個世紀過去後，中央政府對於首都的運作與台北龐大國有財產的管理，仍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制度，一方面任由西區城市核心「空心化」，影響到城市的整體發展，一方面各單位卻在城市各處編列預算、大興土木以利「自己單位的合署辦公」。硬體上如此，制度上台北市與中央也缺乏一個共同的常態化的首都治理機制，而讓台北空有資源甚至資源過剩，卻無法讓資源運用優化。
在九零年代初，挾台北在地民意與新興中產階級勢力而起、還充滿活力的民進黨，在當時遠比目前優秀也更願意談政策的市政專才們帶領下，是最早意識到這種狀況必須被改變的（當然正視「首都」，也有其政治意涵）。從1991年起，民進黨市議員周柏雅、卓榮泰與謝明達等人，便已提出透過國土規劃與都市計畫，既使中央機關釋出土地用以因應台北城市發展與市民生活的各項課題。
1993年，由謝長廷系統主導的台北市黨部，並不是後來只負責辦活動的地方組織，而提出了國土規劃建議報告，並在其中對首都機能進行通盤檢討。隔年年底，陳水扁當選市長後，「首都」正式進入了台北市的發展議程，而其中雖較屬細節卻提供未來發展可能的，便是透過新成立的都市發展局，制定通盤計畫後向中央全面性交涉，要討回半世紀以來被挪用的都市發展空間。
向中央討財產時，雖然也偶有緊張場面（比如幫中央占用土地編列拆遷補償費用，便在議會遭到同黨議員批評為過度妥協），但九零年代的時代氛圍下，政治還不是馬英九時代後媒體政治的花拳繡腿，不管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不管用何種標準評價高低，當時的政治人物至少都還相信政治上的成功得用政績爭取，自然也還能夠在沒有制度下，就重要個案坐下來談。
就首都的發展，特別是鐵路地下化後在中央政府的核心地帶旁釋出的台北車站特定區開發可能，李登輝總統便曾指示交通部得要與在野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通力合作，也因此讓台北市都發局的都市計畫作業能順利進行。然而馬英九擔任市長後，將政治表現從政策移轉至媒體聲光秀上，砲打中央選邊站的低能遊戲因為有收視率可以天天上演，而台北市作為首都得與中央密切配合的施政，卻放著不理。
此如，民進黨執政後內政部要對行政區全面調整，僅管無損台北市的政經資源，馬英九卻高調砲轟這是「台北市降格」，而更實體的則是如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長時，有鑑於中央政府機關四散，不利管理、長期而言浪費預算並拖累台北的都市發展，而打算透過換地，在華山公園旁原公車處城中站新建合署辦公大樓，但馬市府覺得事不關己，中央執政後索性以小問題宣佈放棄。
可是華山合署辦公大樓不蓋了，中央機關有停止花錢蓋樓嗎？最近的例子是行政院從經建會組織改造出的國發會，宣佈為了合署辦公，要用國發基金的錢跟地，在松江路蓋新辦公大樓。國發基金本來叫中美基金，這個基金在松江路的土地原本多為早期美國顧問的宿舍區，既因建築精美而在台灣建築史上有重要意義，其綠蔭更是商業區裡的都市綠洲。
國發基金土地的文化資產價值，在立法院被立委鄭麗君和管碧玲發現，要求國發會易地再說。古蹟與綠地暫時保住了，但國發會發現自己在松江路的另一側有塊比較小但是早就沒建物的空地，便宣佈打算明年在那新建一棟十二層的辦公大樓。這次，雖然沒有文化資產與社區空間的問題，但就中央政府在首都的空間管理而言，卻依然是錯誤的。
根據國發會的計畫書，新建「國發大樓」的效益，是騰空原本經建會所在的寶慶路「聯合大樓」，國發會甚至還煞有其事地用附近辦公室租金算了「預期收入」。然而這只是滿足政府土地開發作業的紙上遊戲，因為「聯合大樓」緊鄰總統府，除了找其他政府機關左手換右手，根本不會有人要租。這種自欺欺人的遊戲也不是國發會獨有，搬到大直後的國防部與搬到景美後的財政部，有一模一樣的問題。
而離總統府稍遠的公營或半公營金融機構，雖然不會有神秘的地下通道，但東移後留在政府機關集中地的空間，因為中央政府沒有完整的首都資源規劃，一樣只能閒置零散地使用，除了哪天變更地目改建豪宅，根本無法實現原本宣稱的遷建效益。但不論將公共建築改建豪宅、亂塞一堆公家單位或丟給特賣會場，台北都心的「紙上富貴」雖然依舊，但城市空心化造成的發展瓶頸一樣都會快速惡化。
中央的首都管理低落（連類似台北市政府公管中心的「首都管理會」之類的單位都從不存在），當然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但城市空心化則是市長應該處理的議題。何況另一方面，台北市因為政府角色與資源的限制，近年都仰賴缺乏成本概念的「政府少（零）出資」作為市政發展原則，然而中央政府己身龐大的空間需求，讓能與台北市的都市發展策略配合，與民間協力投入資金，對於都市重大建設的推動遠為有力。
以備受矚目卻諸事不順的雙子星大樓開發案為例，本來是台北的旗艦建設，但採取捷運聯合開發模式，卻又幻想兼顧公共性與民間資金主導，對於適格的民間廠商來說當然不如隨著民間金融業「東進」，而不願意負起轉運與首都核心區再振的重擔。即便如市府本周宣佈與第二順位中華工程合作的十大條件，但就算簽得了約，對城市也無法產生預期效益。
但其實金融產業一直在台北市發展願景的核心，中央政府的金管會外放在板橋車站；台北是台灣的經貿重鎮，但中央政府的經濟部卻因身為「天下第一部」，業務龐雜而單位四散；證交所最近在政府要求下推動「四合一」，打算合署辦公，土地卻得到處協調。
其實如果從新盤點中央政府的首都政策，透過國家資源的投入將位處捷運機場線、通往信義計畫區的藍線與通往南京商圈的綠線交錯的雙子星大樓，打造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金融交易與國際經貿的集中地，既可帶動台北車站特定區的開發進程與西區復興、完成鐵路地下化後站前與大稻埕縫合的最後一哩、打造公部門面向世界的形象，而各機關原使用建築的重新調配，又可解決機關零散、改建又浪費的首都富貴病。
只是年底的主要市長候選人中，柯文哲口口聲聲打破藍綠，卻把重點擺在扭曲歷史為獨裁者擦脂抹粉，而不是建構一個就算中央地方不同黨派，也能合力推動首都發展的機制；他出國考察不是想了解怎樣打造首都，而只想考察他自己發明的「在野大聯盟可以當首都市長」這循環論證；至於連勝文，他的家族與政黨本身就是造成台北市首都亂象的一部分，而他本人也從未展現任何超克的企圖。
在空間治理長期失靈的台灣，台北作為首都既享受了充沛的國家資源，卻也承擔了資源集中的苦果，要能讓中央與首都的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甚至納入「首都減壓」的國土規劃理念，台灣需要一部類似德國「柏林／波昂法」（Berlin／Bonn－Gesetz）的特別立法。問題有辦法面對，只是卡在首都市長候選人們圖的到底是首都的發展？抑或是當市長的權柄與快感？
＊作者為台北市大稻埕人，因為老家就在台北車站旁邊被推舉或鄙棄為本土型天龍人。自以為是進步的社會自由主義者，但留學時被歐洲同學揭發自由主義認同來自於當不了社會主義者又覺得保守派屬於鄉巴佬。唸過一些法律，但也常被誤會唸的是交通都計或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