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陳建仁26日在接受日媒專訪中表示，台灣在1月初一聽到武漢出現奇怪不明肺炎的傳言時，就召開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台灣算很早就對疫情有所警覺。陳建仁更強調，「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很重要，「可是中國直到1月下旬才承認，WHO（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也是跟著中國之後才承認這事實，這對全世界防疫造成很大的困難。」
談到國內疫情，陳建仁也說，大多數個案都能追蹤到感染源，也無「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目前疫情控制相當不錯。但陳建仁也坦言，「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陳建仁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時表示，台灣當時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
「在中國的國人及台商仍讓台灣防疫有很大壓力」
陳建仁也說，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台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
陳建仁表示，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是防疫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台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台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台商很多。
提到台灣現在的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控制，陳建仁表示，「台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3部分，1部分就是來台灣觀光的大陸客；另1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台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3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
「台灣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
陳建仁舉例，有1個案例是爸爸、媽媽2個人跟2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中國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陳建仁強調，現在台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台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
陳建仁：台灣這次做得比較好，是吸取SARS時的經驗
陳建仁也提到，台灣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中國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
陳建仁表示，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台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
「台灣永遠會面臨來自大國的新興傳染病挑戰」
陳建仁直言，「我們體會到台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台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陳建仁也說，很多朋友每次來台灣都說：台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台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陳建仁：SARS後一連串修法，並與AIT共同防疫
陳建仁也坦言，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台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但後來修了《傳染病防治法》、《疾病管制局組織法》、《衛生署組織法》等法令之後，台灣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陳建仁還說，「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陳建仁表示，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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