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自六月初起分區舉辦「經貿國是會議」，主要目的，不全然祇是要回應，或安撫，違法太陽花學潮所激動的理盲社會民粹而已，事實上更大的用意是，要取得更普遍性、更具正當性代表性的理性意見，更前瞻性高格局的紓解國家對內對外經濟困境之對應之策與出路抉擇之方。
特別是過去二十五年「鎖國自閉政策」深化入骨之後，從政府到民間普遍化偏執於「吃大鍋飯」、激進「打肥貓」與「仇富反商」，以及高升社會主義化的「單邊自我保護主義」，從根本劣化了蓄積四十年以上的要素條件優勢、破毀了良好的投資營商環境、銷蝕了對外資外企的吸引力、驅趕了社會資金與企業家精神出走，降低了廠商企業興業投資的動能與意願、挫折了民生願景與消費者信心、頹退了對外經濟的全球市場地位與國家競爭力；整體而言，臺灣的確已經變了，變成為非但失去了既有的硬實力，卻又無法馬上替補足夠軟實力的經濟羸弱國家。
臺灣經濟體質在既往的二十五年間，確切遭遇嚴重斲喪，以致出現一百八十度大翻轉，從一個對外自由開放了四十餘年的市場經濟社會，幾乎幻化變成一個令國際社會也開始倍感陌生的「鎖國」共產主義國家社會。1970年代舉世稱譽的「奇蹟臺灣」，已然遠颺而去；整個臺灣經濟社會，必須加緊進行結構性再造，以至急遽升級轉型，重新振作對外經濟的大活力與大競爭力，早已經成為今之大勢的絕對必然。
針對翻轉當前臺灣弱國經濟體質，必須進行的政治社會結構改造，以至加速推動產業經濟部門的升級轉型，有幾個重點策略思維與作法，最須政府當政部門及民間社會領袖的共識與採行：
第一個體質改造建議是，要優先讓臺灣變成為一個「知識有價值」的國家。
由政府優先帶頭作起，大魄力落實建置一個「讓知識有價值」的經濟社會機制，對於改造當前臺灣經濟社會基本體質，尤甚重要。
特別是，正當臺灣社會已然長時間煎熬於「苦悶經濟」、全面性欲振乏力的時刻，更應該要加倍凸出，讓「知識」在臺灣，變得很值錢的特殊關鍵性。在「經貿國是會議」上，大多數人都能充分認知到，臺灣直到今天猶有很多的技術，以至很多高端的設備，都還是必須要靠進口支應的事實。從表面上的粗淺看法，似乎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的創新、發明與科技進步率，都相對於先進社會「就是不行」，甚至於也在最近十年間已經被南韓拋擲在後；然則，仔細的檢視之下，似乎又並非如此不濟。
斟酌現今臺灣「先進性不足」的核心癥結，根本祇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體制與作法，都普遍輕視，甚至於蔑視，「知識」的價值與重要性，尤其更有「崇洋」與「遠來和尚才會唸經」的自卑感情節，益發使得，任何「最能映現知識價值的」論述、研發和創新，在臺灣「祇要是出自於本國人的」，一律都被嚴重貶值成為「不值錢」，但是祇要「遠來的和尚」、「國際性的機構」、「外國大學的教授」的，甚至於「國際企業的外籍專家、經理人」的，即使是「再不怎麼樣的知識」，都可以取得數十倍甚至數百倍於「本國的知識」的評價與報酬；以我個人為例，在國外演講授課鐘點費可以不少於每一小時$1,000美元價格，但是回到臺北現場，則過去二十多年來，都祇值得「每半天時間新台幣兩千塊元整」的癟三價格，充分映現臺灣之「根本不重視知識」。
企業廠商在產業科技應用的創新、流程技術創新、事業模式創新、管理方法創新，甚至於市場網絡的規模創新與範疇創新等，在先進國家社會都是「值錢的事項」，都可以「以其具有前瞻性市場價值」，而取得財務金融方面的創新投資及創新融資之充分支援；但是，這些種種創新在臺灣，因為整個國家社會支援體系(supporting systems)的思維與政策，幾乎完全「仍然停留在農業社會工廠經濟時代」，以致根本都還是被視之為「不值錢」「不能租稅抵減、不得租稅優惠」的「非實體事項」，全體金融服務業機構在政府法規的框束之下，都還是絕對要求其有「硬體的資本財」或「不動產等實物資產」之超額抵押者，才能掙取得到各種可能的投融資支援。
這種「知識不值錢」「虛擬象徵資產不值錢」「市場價值不值錢」的情境狀況，在臺灣，好像歷經過去二十多年來全球性及區域性的大小環境及急遽政經變遷，也都仍然根本不為所動。基本上已然僵固的態勢是，任何「軟體創新創意」的知識，到了臺灣，就是跟其他所有免費的常識一樣「不值錢」。這無非也正是，今天臺灣經濟之所無法順利轉型，讓傳統產業附庸的舊式商業服務業次部門，轉化成為先進服務業經濟，整體產業經濟結構無法升級進步的關鍵變數；這在今後的臺灣，都亟須嚴以進行重大改變的。
在今天，惟其能夠絕對尊崇高標「知識價值」且等同看待「臺灣優勢知識價值」，等同給予「國際市場價格」的待遇，臺灣才有可能被因此而促進成為，世界級的創新競爭力國家，也才有可能在全球經濟社會大框架中，再度創出一席新市場地位，乃至再造一片「新經濟奇蹟」。
國家的「強勢攻勢競爭力」 來自「財團化」的機構組織
第二個體質改造建議是，要讓臺灣變成為一個「強勢攻勢競爭力」的國家。在70年代，以實物基礎建設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建設(economic infrastructure)，促成了「臺灣經濟奇蹟」，然則在今天，惟有透過制度基礎建設(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的大翻修、大改革，臺灣經濟轉型才有成功的可能。
今天的臺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及品質確保能力，其實都很不錯，都是因為民間企業創新與規模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這些能夠造成臺灣對外競爭力的部門，也無一不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與「知識密集」的進步升級之結果，更是「大資本」與「大組織」的投資開發營運的結果。可是，受到民粹及在野反對黨的極力醜化，造成整個社會普遍產生嚴重惡化的「仇富反商」意識形態偏差，使這樣子的轉型變革，都已喪失動能與活力；甚至於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所有軟式基礎建設，包括金融、融資、財稅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的相關規範的運轉，都已不能再像60到80年代一樣，強力支持國家造餅機制核心的「富與商」，甚至更令人扼腕的是，到了今天，幾乎絕大部分政府部門的軟式基礎建設措施，都已逆轉成為「排富貶商」的「反式支援體系」，根本不再支持國家造餅機制的發展，及其對外競爭力的提升；事實上，今天臺灣經濟體要迎向全球化知識密集、創業密集的世界市場經濟大競爭，倘若沒有「大財團」為主力，沒有「富與商」的量能支持，以臺灣經濟社會的規模與範疇經濟條件，是根本沒有那個「非財團」「非富」「非商」者，擁有如此本錢與能力，而能作出高效的全球化經濟市場之經營績效的。
再者，一個國家經濟要在全球化市場上保有基本優勢地位，以及起碼必須的對外競爭力，更絕對必要維持一種相當程度與比重的「硬實力」；一般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實證，都表明了一個關鍵重點，也就是製造業占GDP比例不可以低於25%，否則就必然成為「軟的經濟體」，在國際間成為「必然弱國」。
第三個體質改造建議是，要讓臺灣變成為一個「無縫國際接軌」的國家。邁進廿一世紀全球知識經濟社會，全世界市場已然變成為一個「單一市場」(a single market)，全球所有產業經濟都完全統攝在一套「智慧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機制之下，任何一個國家，要參與國際社會，要積極進入全世界市場，則「國際接軌」與「全球聯網」是其國家發展的絕對必要前提條件。認證體制與驗證體制的建設，以及認證驗證機制的服務業產業化，正是今天任何一個國家經濟要與「國際接軌」乃至參與「全球聯網」的絕對優先必要基礎建設事項；在今天，唯有臺灣製造業及各種服務業產業都應該建立認證，促其產業標準的國家級認證機制(accreditation system)完備且能無縫地與國際接軌，驗證機制(certification system)運作普及且能有效落實執行，才能讓臺灣的產業經濟實力與潛力，真正發揮有效參與國際社會，積極打進全世界市場的實質作用。
第四個體質改造建議是，要讓臺灣變成為一個「菁英領導創新突破」的國家。首先必須打破「保障弱勢」及「零式保護主義」的社會民粹迷思，以及絕對道德至上的「純粹公平正義」之政府治國迷思。最近，蔡英文女士公開投書自由時報，闡述為什麼要反服貿、反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主要理由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因為祇有「富人與商人」得到所有好處，二是因為「弱勢勞動力」和「弱勢中小企業」通通都會受害及受損，以致鼓噪整個社會，發動我稱之為「零式保護主義」的另類絕對鎖國政策，一切要求「零風險」、「零檢出」、「零受害」、「零受損」，甚至要「零無殼蝸牛」，所以當然也就「零開放」。倘若一個國家政府竟為迎合這樣子的「零式保護主義」，而無限上綱地施以絕對的保障或保護，勢必就要把國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與機構之未來與機會，都框束困鎖起來，而變成為國際間莫大荒謬之舉的政府作為。
第五個體質改造建議是，要讓臺灣變成為一個「健康活力財政」的國家。就過去350年世界經濟發展經驗所既見的實證，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發現，世界上的「經濟強國」與「經濟弱國」之眾多肇致因素，有一點最值得今天臺灣當局深切借鏡參考的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公共支出，凡其社會福利占比超過20%以上的國家，必致國家財政敗壞、經濟發展動能匱乏、投資消費不振、產業不興，終至國家發展績效不佳，而變成為真正的「弱國」。
在臺灣的情形，1998年以前的兩蔣治國時期，國家財政支出，始終維持科技發展及經濟建設支出占42-45%比例，社會福利支出占9-15%比例，這一恆定之常態化結構，到了陳水扁主政期間，被完全翻轉，而成為科技及經建12.6%、社福43%的逆反格局；然則，到了馬英九執政，令人意外地，更惡化為今天的科經支出僅10.5%，而社福高逾46.6%的劣況，是極其嚴重的「政府支出過度向社會福利傾斜」，以至根本無法「支持國家科技發展與經濟建設的進步」，如此而看到臺灣經濟的「弱國化」，真乃良有以也，願不得其他國家的競爭挑戰。這種國家財政政策發展的戰略大錯誤，正是造成今天臺灣事實成為「總體經濟敗壞」肇致「個體經濟頹退破毀」的「世界典型」新例證。
如果放任這種錯誤情境的持續發展下去，則未來可預見期間，臺灣經濟社會之擬想在國際大市場上謀求更良好的發展，都必定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一體質改造，的確是已經到了勢在必行之緊要關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