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1941年考入內遷成都的燕京大學經濟系，同年入黨；後轉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丈夫王晶堯為大學同學，也是南方局系統地下黨員。卞服務師大女附中17年，是四個孩子的母親。該校為重點中學，1965年入學女生中高幹子女占了一半，毛澤東兩個女兒從這所中學先後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鄧小平各有一女在該校。
校長死了，校園裡沒有任何驚恐不安，相反彌漫著一片亢奮高昂的氣氛，參與毆打校長的女生們可能沒有一位想到自己「有責任」，甚至沒有感覺一絲不安。「革命是一個階級打倒另一階級的暴力行為」呵。死了一個「牛鬼蛇神」的校長，有什麼？卞家不能抗議，也沒想到「應該追究責任」，甚至不能表示悲哀。九歲女兒發現父親的草席邊沿被咬碎，王晶堯悲憤萬分，又不能放聲痛哭，只好伏在床上咬齧草席。
1973年，卞家得到一份「沒有問題」的結論，「工作時死亡」，校革委會按規定補償卞家400元。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位被打死的教師。1978年，北京西城區委為卞平反。西城區負責人說：全區276名教育工作者死于文革。
2011年，北師大附中（前身女附中）會議室安放卞仲耘塑像，500位校友、師生捐建。
1980年代以後，海內外漸漸響起「索歉」聲浪——要求各路文革當事人公開道歉，近年達到高潮。宋彬彬因名聲太大，以「文革暴力符號」一點點被推上浪尖，2003年才回國的宋彬彬，清晰感受到這種壓力。她有多次機會致歉，但一次次選擇沉默，可能感覺「說不清」、「說來話長」，因此一次次被海內外人士盯上鉚上。感覺很委屈，自己並沒有參與迫害毆打，但被要求承擔「領導責任」。幾年前同班同學劉進寫過一篇文章，說明事件經過。應該說，打死卞校長是「集體暴力」，放大一點，也可以說是「國家行為」。宋彬彬當時「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的武鬥。」（道歉語）
1月12日，劉進在母校第一個道歉，為自己攻訐老師的大字報道歉，最後向宋彬彬道歉，「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們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19歲成名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當年莫大榮耀竟成投射一生的陰影，落差如此之大，當然說明那會兒社會之偏、如今歷史的前進。得承認，宋彬彬當年實在也是純潔青年，只是喝了「狼奶」，被時代大潮裹挾著「一夜成名」，那麼年輕就為文革背上沉重十字架，以至於要為這次道歉「做好充分思想準備」，肯定有人會指：「假道歉，真反撲。」因為她的道歉辭中含有會被指為「撇清」、「辯解」的內容。如果聰明一點，既然是道歉，不說那幾段「說明語」，效果更好。當然，我也理解她太想一併當眾「說明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