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選文》跟隨揚•蓋爾體驗哥本哈根：公共空間是健康的良藥

當今全球規劃與建築領域，尚在世的大師為數不多。丹麥建築師揚•蓋爾（Jan Gehl）可能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50年前，以摩天高樓與寬敞街道為主導的現代規劃方興未艾，揚•蓋爾作為時代「異類」，開創了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研究的先河。如今，揚•蓋爾出版了6部著作，其中《建築之間》和《公共空間公共生活》也已經成為中國建築規劃院校的經典讀本。他參與的紐約時代廣場、悉尼市中心的街道與公共空間改造項目，也在國際上贏得廣泛讚譽。

而今耄耋之年的揚•蓋爾，仍活躍在世界各地，傳播研究、推動實踐項目。2016年8月24至26日，筆者赴哥本哈根參加了由蓋爾擔當主講的大師班。此篇以筆者個人視角介紹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間，分享此次哥本哈根之行的收獲，未來也希望借此機會重新思考大師揚·蓋爾的研究，進行一些城市實驗，測評我們身邊的公共空間。

溯源公共空間研究

大師班期間，揚•蓋爾給大家放映了一部拍攝於2000年的紀錄片——《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這是一部面向北歐五國普通民眾的城市紀錄片。片中闡述了揚•蓋爾的研究發現，並對比了老城和新城的空間、討論了人與車的矛盾等。放映結束後，揚•蓋爾說，這是一部不會過時的片子，雖然過了15年，裡面闡述的道理現在看來仍然有效。

在哥本哈根，我們看到了充滿活力的城市空間對人們生活品質的提升，但世界上更多的地方都在重蹈片中城市問題的覆轍，尤其是中國的城市。

1960年，揚•蓋爾畢業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築系。學生時代，他受到的教育是，如何用鳥瞰的視角設計城市，如何從高速公路的視角設計住宅。二戰後，西方城市百廢待興，隨著經濟復甦，城市也需要快速發展；以柯布西耶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規劃理念，正適應了這些需求。1960年代是西方現代主義設計盛行的時代，建築師們開始在圖紙上描繪大尺度的新城及新區。最典型的莫過於巴西利亞，雖被譽為城市規劃的經典案例，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文化遺產中唯一的現代城市，但揚認為，它是反人性尺度城市的代表，並把類似的規劃稱為「巴西利亞症候群」（brazilia syndrome）。

在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期間，揚•蓋爾開始接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而且，這位當時還在城市郊區設計新城的年輕建築師，還娶了一位心理學家——英格麗（Ingrid Gehl）。妻子曾問到他，你們建築師為什麼對人沒有興趣？他與妻子經常討論，如何從人的視角感知建築和城市空間；於是，影響全世界建築規劃系學生的一系列研究也就此開始。 （相關報導： 血色的旅途．恐懼的常態》歐洲近年大規模恐怖攻擊回顧 ｜ 更多文章 ）

1965年，揚獲得了一筆研究資助，他和妻子在義大利待了半年，觀察人們如何在義大利老城的公共空間生活。看著這些古老卻鮮活的公共空間，他們也一直惦記著丹麥當時興起的毫無生機的郊區建設。1970年，基於蓋爾夫婦將建築學與心理學結合而進行研究的故事，丹麥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來討論建築的起點為何應當是人的行為。這在大眾媒體上引起了廣泛的公眾討論：我們該如何建設城市？城市是為車而建，還是為人而建？如何讓城市考慮人的感受？

1968年，揚•蓋爾帶著學生完成了對哥本哈根公共空間的第一份研究。1971年，揚的夫人英格麗（Ingrid Gehl）出版了《生活環境》（living environment）。揚也出版了第一部研究成果《建築之間》（life between buildings），這本書最早只在丹麥、荷蘭和挪威發行。整整過了十六年，才被譯成英文。如今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

1988年，挪威一家報紙發表了揚•蓋爾的文章《奧斯陸可以成為一座美好的城市》（Oslo can become a wonderful city）。這是揚首次對國外的城市進行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public space public life）的研究。揚如今已到訪過全世界250多座城市，每到一個城市，他會用相機記錄當地人的公共空間公共生活，這些照片就印在他名片的背面。

揚•蓋爾在大學裡工作了40年，把自己的研究和方法傳遞給一代代年輕人。2000年，揚和學生赫勒•澤恩特 （Helle Søholt）一起成立了蓋爾事務所，赫勒希望用揚的研究去改變城市。如今，赫勒是蓋爾事務所的CEO，揚的其他幾個學生也成了公司的合夥人。過去的50年，揚的研究和蓋爾事務所的實踐，慢慢影響和改變了哥本哈根這座城市。在城市交通和公共空間的改變之外，2014年，在蓋爾事務所的推動下，丹麥文化部頒布了一項特殊的建築設計政策——“把人放在首位”（Putting People First），除了常見的可持續性和空間品質，這項政策還關註居民對建築的體驗，以及居民的民主參與。

身體對空間的感知

揚•蓋爾一直強調，做規劃和設計時，永遠要把「人的生活」放在第一，然後考慮為了滿足這樣的生活，需要什麼樣的空間，最後是把建築放在合適的空間裡——而在我們見到的現實中，這個順序往往是顛倒的。揚的這個方法，來自他對人的觀察。他說，我們的身體構造決定了我們如何感知和使用城市空間，你需要了解人類行動的感知系統，知道人如何體驗空間。這些都會最終反映在城市規劃中。

揚•蓋爾自認，從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的著作 《隱藏的維度》中學到了很多。比如，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差別：在70-80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猜測一個人的性別和年齡；在50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大致認出一個人；在20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更多細節，面部特征、發型和年齡，這個距離會讓我們對人留下印象；在7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打招呼，這個距離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對方的情緒；在1-3公尺的距離，我們可以進行正常的談話，這是社交距離；1公尺內的距離是私人談話的親密距離。 （相關報導： 血色的旅途．恐懼的常態》歐洲近年大規模恐怖攻擊回顧 ｜ 更多文章 ）

雖然人類已經可以上天入地，但人終究是行走速度為每小時5公里的步行動物。腳是我們的移動設備，身體及其他感官都是根據「腳的移動」設計的，也適應腳步移動的速度。感知空間時，我們通常往前看，而不是往上或往下，因此，最重要的是水平180度的視線。所以在街上看到的主要是比視線高一些的街景，即街道的沿街商店。

因此，在符合人性尺度的歐洲老城裡，建築的底層往往是最好的空間，其有獨特的空間設計和建築立面，建築的底層是街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現代工業化建造的城市中，底層和上面的空間沒有什麼不同——沒有沿街店鋪，沒有櫥窗，沒有變化的建築立面的街道，好像並不歡迎人們停留。揚•蓋爾說，這些空間都在告訴人們，快點往前走，回到你的公寓看電視吧，不要使用城市空間。

揚說，如果公共空間（如街道和廣場）太大，就會超出人的感知範圍。我們在窄街道上走，會覺得體驗非常豐富，因為我們可以感知到街道上的一切。而在很寬的街道上，就會覺得有些無聊，因為我們很難感受到空間的印象。

另外，很多新城和新區的空間看上去很壯觀，但不符合我們身體的感知系統，因為這些空間是依據車行的速度設計的，即50-60公裡/小時。從5公裡/小時到50-60公裡/小時，意味著所需的城市空間也是巨大的。坐在車裡，我們看不清道路的名稱，需要巨大的交通標識牌，我們也看不清人，因為他們會迅速劃過我們的視網膜。這些都是速度的改變帶給我們身體的變化。

人的城市

揚•蓋爾50年間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活」的研究和實踐，在今天的哥本哈根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哥本哈根1962年開始了第一個步行街改造計劃。2009年，蓋爾建築事務所協助哥本哈根市政府，發布了城市發展策略，要成為「世界上最適宜人生活的城市」（best city in the world for people）。

揚說，人們的「生活品質」應該一直被放在城市發展的首要位置，城市所有的發展都是為了提高生活品質，比如交通、住房、商業等等。城市是為了「人」生活得更好而進行完善，「以人為本」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生動地出現在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間公共生活裡。

當然，哥本哈根也有自己獨特的政治優勢。哥本哈根是一座工人城市，政治立場一直中間偏左。如果選民希望城市更加人性化，他們就會選出這樣的市長，而市長則要做更多事情來獲得支持。而且，哥本哈根本身就是一個小城市，政府部門、建築師、媒體、居民等不同機構個體溝通起來也方便。

蒂娜•薩比（Tina Saaby）從2010年起擔任哥本哈根市政府的城市建築師。她說，空間與政治向來都有密切的關系，城市的發展最終還是由政治家來決定。2007年，正是哥本哈根的兩個左翼市長，推動了以城市生活品質為核心的城市發展策略。受到揚•蓋爾影響的，不僅是建築師，還有很多像蒂娜這樣的政府工作人員。丹麥的文化部長在拍宣傳照片時，選擇手捧揚•蓋爾的書《人的城市》，她說，我讀的這本書會告訴大家，我們最關心什麼。

揚每次來到一個新城市，把哥本哈根的故事告訴當地人，當地人都會說，這些案例真好，但是，你們這些理想主義的歐洲人，你知道，國情不同，這個不會在我們這裡發生的。揚說，每次他們都這麼說，但堅持改變的城市就會發現，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難。 （相關報導： 血色的旅途．恐懼的常態》歐洲近年大規模恐怖攻擊回顧 ｜ 更多文章 ）

要改變一座城市，首先要改變人們的想法。這裡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讓人們開始交流。蓋爾事務所的藝術總監大衛，講了紐約的例子。他說，往往交通部門是最難溝通的一個，他常常看到卡夫卡《城堡》的現實版，每個人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事情，不知別人在做什麼，或者說沒有機會知道別人在做什麼。在紐約，他們把一條原本被汽車占據的街道改造成自行車道，並設計了一個小廣場，邀請所有人來參與開幕派對，曾經激烈反對的一位交通部門官員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邊喝香檳邊說，感覺這裡還不錯啊。

因此，除了設計工作，蓋爾事務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和不同的人交流，並且讓不同的人之間開始交流。蓋爾事務所的辦公室，一進門就是公共空間，一半是吃飯的地方，一半是可以做講座和討論的地方，公共區域面積和員工的辦公區域差不多大。大師班第一天早上，在正式介紹之前，大衛拿出了幾大盒樂高玩具，讓大家拼出自己，然後做自我介紹。這既是丹麥式的歡迎儀式，又讓學員們之間有了初步交流。

公共空間是讓人相遇和互動的空間

城市要建造不同類型的公共空間，然後慢慢激發出多樣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就像樂高一樣，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進行放松和活動，也看到別人在做什麼。對政府而言，把錢花在公共空間那些短期內看不到效果的小項目，而不是先進的大型基礎設施和光鮮的大樓上，做出這樣的決定需要認知的改變。

公共空間是和人們日常生活相關的小項目。從長期來看，不僅會帶來經濟效益，還會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比如居民的健康，以及健康成長的下一代。因此，公共空間也被認為是保持居民健康的藥。蘇格蘭政府是第一個用國民健康預算來投資建設公共空間的。

揚•蓋爾最喜歡分享的案例就是哥本哈根著名的景點新港（Nyhaven），這裡曾是擁有60個停車位的停車場。現在擠滿了遊客，旅遊旺季，每天來往人群絕對不低於6000人。不光是遊客，這裡也是本地人喜歡的地方。一張圖片很好地詮釋了遊客和本地人的關系，遊客在遮陽棚下行走，本地人則買瓶啤酒，坐在河邊。這就是讓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地方相遇。

最簡單的公共空間就是人行道，哥本哈根的人行道基本采用同一種設計，最重要的是連續的、不間斷的步行鋪裝道。因為可以保證孩子步行去上學。這種人行道鋪裝有兩種不同材質，其中小塊的石磚因為凹凸不平，竟無意中變成了盲道。

社區的公共綠地則是遛狗的好去處。當家長送孩子去上學的時候，主人也會帶著狗狗們聚會，隨著狗狗們開始玩耍，主人也開始聊天。不過聊天時還要留意著——正如入口標牌上簡單明了的示意圖：狗狗後面有一坨排泄物，上方是一只套在袋子裡的手，準備撿起來扔到垃圾桶。 

哥本哈根近幾年做了不少新的公共空間項目，試圖讓空間更豐富多樣。比如，由著名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 (Olafur Eliasson)設計的自行車橋，也變成人們停留的地方，岸邊的人會被橋的獨特造型吸引，橋上的人好像置身於一件藝術作品中，觀看水中各種豐富的活動：有遊客的遊船，有各種私人遊船快艇，對岸還在舉行遊泳比賽。從港口一直延伸到海邊的濱水空間，都是適合人活動的公共空間，年輕人遊泳曬太陽，老年人玩法式滾球。趕上了好天氣，全城的人似乎都出來活動了。 （相關報導： 血色的旅途．恐懼的常態》歐洲近年大規模恐怖攻擊回顧 ｜ 更多文章 ）

歐洲難民的問題也在討論中被提出。一位瑞士人說，看到難民在公共空間裡做不好的行為，該如何解決？大衛說，這是移民政策的問題，難民的居住條件不好，他們更喜歡外面寬敞的空間。另外，他們不能和家人團聚，設想一下，如果把一群丹麥的男性群體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不讓他們和家人團聚，我猜他們也會有同樣的行為。揚•蓋爾說，人的身體構造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空間裡，行為都是相似的。防禦恐怖主義最好的武器，是環境好的社區，人們彼此熟悉，一旦有外人進來，會被馬上發現。

對於公共空間的設計師們，揚•蓋爾的建議是：城市需要小一點的空間（always make space smaller）。當你做設計時，如果你想著畫100公尺，到圖紙上的時候，最好畫70公尺。大衛說，城市項目是不會完結的，簡單的比喻，就像我姐姐家的籬笆，我姐姐總是抱怨，為什麼籬笆這麼快就長起來了，她總是要不停修剪。城市項目也是如此，需要不斷完善。而這種完善需要使用者提出建議，用自己的行動對城市空間做出回應。

大師班結束後，我和一些學員去附近的湖邊，每人帶了一罐啤酒。湖邊坐滿了人，有的在湖邊餐廳吃飯，有的在跑步散步，還有自發演奏的樂手，更多的人就坐在湖邊聊天。一位瑞士的學員說，瑞士的湖水非常幹凈，甚至幹凈到魚都很難生存，她的公司前有一個湖，夏天午飯的時候，他們就跳到湖裡遊泳。一位米蘭的學員望著湖說，可惜米蘭沒有什麼湖。他們也對中國的霧霾感興趣。我只能說，雖然我們習慣了霧霾，但也都期盼著能有這樣的公共空間。

那個傍晚，我體會到了揚常說的話，我們不能強迫人們做什麼，只能邀請他們。（We can’t enforce people to do anything, we can only invite）。公共空間就是一種邀請方式，當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地方相遇，就產生了更多的與人交流的機會。

公共空間對人的塑造

一位越南領事館的女士來到哥本哈根，她問揚•蓋爾，街上到處都是孩子，是哥本哈根迎來了新的嬰兒潮麼？揚說，北歐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不過，你的感覺是對的，因為越來越多的家庭從郊區搬到了哥本哈根市區。

我在哥本哈根也有相同的感覺。早上8點去外面散步，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送孩子上學的家長，小孩子們要麼跟在家長旁邊自己騎車；要麼坐在父母前面的拖車裡；要麼牽著父母的手在人行道上走，當然，還有很多推嬰兒車散步的父母。另外，城市的公共空間裡到處能見到孩子。的確會給人造成嬰兒潮的觀感。哥本哈根雖然沒有嬰兒潮，但絕對是孩子的天堂城市。

近年來哥本哈根市區的兒童數量增長，除了滿足幼兒園和學校的需求增長，城市也在努力為孩子們尋找更多遊樂空間。除了小區裡的兒童遊樂設施，城市開放了更多公共空間給孩子們。比如，三年前我曾經住過的青旅前，有一片大草坪，每天下午都會變成孩子們放學後的遊樂場。設施操作起來也非常容易，只需一些充氣式遊戲設施，孩子們就能在這玩一個下午。我遇到一位踩著高蹺和朋友來玩的小女孩，她說，放學了就直接從學校到這裡來玩。

而老師們有時會帶孩子們去城市廣場上體育課。比如，2015年改造完成的Israel廣場，廣場被公園、交通樞紐站、餐廳市集包圍，已成為城市的新地標。這裡曾經是一個巨大的停車場，現在吸引著各種各樣的人來此活動。廣場的設計簡潔，卻功能豐富，堪稱教科書般的設計。看人們在廣場上的活動，就可以理解設計師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相關報導： 血色的旅途．恐懼的常態》歐洲近年大規模恐怖攻擊回顧 ｜ 更多文章 ）

我去了廣場兩次。一次是工作日的下午，廣場上人非常多，我看到很多孩子在廣場上活動，年紀大一些的孩子在被鐵管圍合起來的球場裡遊戲，周邊是有些起伏的軟材質地面，年紀小一些的孩子三五成群玩耍。靠近餐廳市集的地方，有個臨時跳蚤市場，吸引了不少遊客。樹池座椅邊坐滿了人，樹木會有蔭蔽，又給人提供了不同的空間選擇。

另一次是周末的早上，我坐在廣場的最高點——噴泉旁邊像小山一樣的台階上，這裡是完美的拍攝點，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活動。小山的背面是地下停車場的出口，也被完美地遮蔽起來。很多家長帶著孩子來活動，最受歡迎的地方就是噴泉那裡，從剛會走路的嬰兒，到高中生，甚至大人，都喜歡在水裡面的圓形汀步跳幾下，用手接噴泉裡湧出的水。

最有意思的是，水池的邊緣是斜坡狀，嬰兒沿著坡爬上爬下，一個剛會走路的嬰兒顯然在練習走路能力，一不留神，就走到了遠處，母親坐在水池邊看著，父親會跟過去，但不會把孩子抱回來，而是在一定距離外看著孩子。好的設計可以讓父母安心地看孩子玩耍。

我還看到在台階上健身的成人，他們似乎把這裡當成健身房。還有一對小姐妹，沿著高低起伏的軟質地面騎自行車，姐姐會停下來教妹妹；在滑板場上，大男孩教小男孩綁護膝用品。環視廣場，可以看到人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使用這個空間。這個時候，你就會相信揚的一句名言：首先我們塑造了城市，然後城市將塑造我們（first we shape the city, then they shape us）。

現在，哥本哈根的生活品質越來越高，房價也開始上漲，出現了新的大型地產開發項目。很多以前住在郊區的有錢人，開始搬到市區。當然，也會出現矛盾。這些人來到市區，也想把郊區那種私密和安靜的生活方式帶到城市。有錢居民的到來，就意味著紳士化。但是，依靠城市規劃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揚的觀點是，不能把郊區的生活方式帶到充滿活力的市區，要在市區建設更多的廉價住宅。當然，城市在不斷回應居民的需求，判斷生活品質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哥本哈根市政府新的規劃願景就提出，建設更多的郊野公園和安靜的小花園。

蓋爾事務所的藝術總監大衛說，未來的城市要讓多樣性生長出來，不僅街道是混合的，除了汽車，還有自行車、行人和公共交通，而且現代人也是混合的，不會滿足於一輩子過同一種生活，人們喜歡去不同的地方生活，擁有各種各樣的愛好和活動，每個人都會有更多的身份和更多樣的生活。未來的城市也要滿足「混合人」的生活需求。

相比年輕人和兒童，在街上看到老人的機率並不高。其實，丹麥的老齡化問題也非常嚴重，現在的郊區住了很多老人，他們大多曾經選擇了汽車式的生活。但當老人無法開車的時候，生活就會變得困難，就被困在郊區，這是丹麥城市面臨的巨大挑戰。

前年生日時，揚•蓋爾被兒子帶著，乘坐直升機俯瞰哥本哈根，他看到了反對了一輩子的新區。他指著設計公司流行使用的效果圖說，這種堆滿人的圖片太糟糕了，現實中，人是不會這樣活動的。蒂娜認為，以前哥本哈根的城市發展，是考慮城市生活，不以交通為導向，現在開始實行圍繞地鐵的發展模式。某種程度上，哥本哈根新城的發展，就是為了發展地鐵，是為了滿足地鐵公司和開發商的投資回報。

揚也是一位普通的哥本哈根老人，他來公司都用公共交通。一天晚上吃飯時，他還在抱怨，自己想晚一點來，老人卡只有10點後才有效。揚說，我起初以一個天真的學者來做研究，當時認為其他人都是笨蛋，指出別人的錯誤很容易，但要搞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錯誤，為什麼不能做得更好，怎樣才能做得更好，才是更有意思的事情。 （相關報導： 血色的旅途．恐懼的常態》歐洲近年大規模恐怖攻擊回顧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澎湃新聞》記者，本文原刊澎湃新聞市政廳欄目，授權轉載。揚•蓋爾（Jan Gehl）著作《人的城市》、《建築之間》（創詠堂出版）中文繁體版將在本月中旬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