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首先要說明，這篇文章的緣起，是因為在筆者所服務的大學校園中，不經意地看到樹上掛著一幅反毒宣傳布條，其內容文字是這麼寫的：毒品新樣貌、你我要小心。除此之外，文字旁還搭配了一些圖案，包括代表死亡的骷顱頭、各式管制藥品和菸品等。而畫面的另一端則是面貌姣好健康的兩個女孩。
以上述畫面作為文本，再跟無數大中小學的無數反毒文宣、演講比賽交織在一起，則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互為文本性的反毒論述，換言之，筆者眼前校園反毒文本，背後預設了一個國家機器的反毒論述大文本。對於這個反毒論述大文本，筆者試圖進行其言外之意的分析。
首先，大大小小的反毒論述預設了一個心照不宣、沒有說出來的二元對立框架。那就是，我們/他們的截然二分。我們正常健康的好國民好學生，跟他們那些吸毒的不正常不健康的偏差國民和壞學生。這個沒有說出來的預設，在校園中聲聲呼喚著學生對吸毒者的鄙視。為了強化這種鄙視的情緒效果，許多反毒宣傳常運用生命政治中最能摧毀人格性的語彙，如「毒蟲」(吸毒者不是人，是蟲)或「酒鬼」(酗酒者不是人，是死掉的鬼)等。這類語彙就是汙名化的標籤，那不但可以貼入「毒蟲」、「酒鬼」的本體自視認知系統中，產生自我實現預言的對號入座效果。更可以讓所謂正常的好國民和好學生，將「他們」劃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和對待非人(蟲或鬼)者無須任何慈悲的排他性歧視框架中。更甚者，從小學生開始直到大學生，每每看到校園內的反毒文宣時，一種心照不宣的優越感，一種自我聖化、潔淨化的健康主體意識，也在逐漸強化中。
換言之，台灣的反毒論述拉開了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的鴻溝。國家所打造的這個大文本，似乎目地在營造一個沒有藥物成癮的健康社會。但是「毒品氾濫」有因此改善嗎？校園拉K、吸安的網絡弱化了嗎？答案好像不太樂觀，不但沒有改善和弱化，反而是更加惡化和強化吧！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法政系統常把藥物成癮定義成是一種犯罪行為。而所謂的「毒品」也進行分級，從而依此對犯罪者量刑。這種罪刑化的對峙策略，不但粗暴、充滿歧視，其所達到的戒治效果，不但很低，甚至常常產生反效果。也就是，多次進入監獄的再犯者，將監獄視為販毒訓練所，從初犯、累犯一直到最後被獄政系統的受刑人網絡培訓成組織性犯罪的毒品大盤商。罪刑化成效有限，除了是這套刑罰制度沒有對症下藥之外，更嚴重的是，法政、獄政人員的心態結構中，就像好國民好學生一樣，帶者自我神聖化的優越感，在所言所行中，把這些藥物成癮的受刑人視為沒有出息的敗類。這樣的我們/他們才是被貼上「毒蟲」標籤最難以跨越的鴻溝。換言之，主要是主流社會的拒斥，讓他們被邊緣化到被建構的「毒蟲」位置上，永世不得超生。 （相關報導： 史上最大量！台日海巡合作緝毒 查獲600公斤安非他命、4台嫌遭逮 ｜ 更多文章 ）
其實，罪刑化、妖魔化毒品的反毒政策，效用有限。葡萄牙最近幾年，反其道而行，以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的方式，將掃毒、反毒的龐大費用，轉而用在改善用藥者的支持性網絡和就業機會上。幾年下來，用藥人口大大減低。(相關資料請參考Drug Decriminalization in Portugal) 台灣一向抄襲美國的「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政策，但毒品氾濫問題卻越來越嚴重。我們是否應該參考葡萄牙的「除罪化」的作法，不要把嗑藥成癮的朋友當作敵人，從而在人際關係和就業機會上孤立他們，導致他們繼續尋求藥品的慰藉。加拿大心理學家Bruce Alexander很早就從老鼠樂園的研究中發現，嗑藥常常是社會失序的結果，而非原因。我同意Bruce Alexander在"The Globalization of Addiction"的看法。在老鼠樂園(Rat Park)的實驗中，一隻關在籠子中孤立無援的老鼠，在孤單焦慮的情緒下，看到籠中的兩支管子，一支流出海洛英，一支流出開水，經過無數的實驗發現，孤單又焦慮的老鼠，大多會選擇吸食海洛英，直到死亡為止。但如果實驗情境改變，換成一個較大的空間，裡面有許多玩具和食物，還有許多其他老鼠陪伴，則絕大多數的老鼠，都不會想喝海洛英，而是開水。因為它滿足於社會支持網絡和心理上沒有焦慮。這個實驗適用於老鼠，但人更複雜，是否也具有解釋力呢？加拿大學者在溫哥華的東區，一個犯罪率和嗑藥成癮率極高的區域，進行田野研究，也驚訝地發現，東區的犯罪者和嗑藥者幾乎人人都有童年時期的傷痛經驗或傳統社區或家庭解組的問題。再加上組織性犯罪團體對他們的接納，讓他們認同犯罪團體，從而進入用藥和販賣藥物的循環中。他們不是天生的「毒蟲」，而是後天的社會結構失衡，導致他們一步步的尋求藥物來彌補社會連帶失落的空缺。這個發現是重要的，學者們說服公部門，提高對這些社會底層人士的關注，包括傷痛歷史的療癒和社區支持性團體的建立。我們可以預期，這樣全人性做法效果會遠遠高過社會對嗑藥者的汙名化和監獄化(incarc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