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默曾在2017年來台，參加中研院士王平舉辦的學術研討會，邀請的主因是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分享。據說，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們在2019年10月間克雷默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都非常驚訝，一來是克雷默為人謙和，沒有大牌經濟學家的上位感，另外，國內經濟學界也難以相信，台灣和諾貝爾經濟學獎主流如此貼近。
學術期刊發表等身的班納吉、杜芙若，近年出版的專書，2016年已有中文版《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以及今年已在AMAZON網路書店預售的《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文版版權也已由台灣的春山出版創辦人莊瑞琳簽下，看來台灣不至於漠視全球經濟的新趨勢。
近年來積極培養年輕經濟學者的中央銀行，在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後，也在央行臉書上分享得獎者的研究議題，其中，《窮人的經濟學》書中以「隨機控制試驗」RCT方法，重新檢視微型貸款（micro-credit）成效的案例，也被央行提及。班納吉和杜芙若的實驗結果顯示：微型貸款可以在窮人的生活中扮演要角，但是微型貸款無法讓許多窮人脫貧，突顯學術界探討窮人的財務行為及政策建言，萬萬不可「想當然爾」。
微型貸款的政策效益問題，《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期刊早在2007年討論過，印度裔美國教授作者Aneel Karnani在〈Microfinance Misses Its Mark〉一文中指出，花旗、德銀等金融機構建立小額貸款基金，或是美國科技新富圈流行給窮人提供小額貸款，出發點都認為是消滅貧困的方法，作者認為，如果社會大眾真正想幫助低度發展經濟體當中最貧困的人們，應該停止投資小額貸款，轉而開始支持大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創造穩定的工作機會，至於政府的角色，不是補貼獎勵這些企業的善行，而是必須確保企業履行承諾，絕不可能單純依靠政策或是市場機制，就完美解決貧困問題。
印度裔的班納吉雖然在美國擔任教職，他的母親、大學退休經濟學教授Nirmala Banerjee仍住在印度，班納吉不時返回印度探望家人，也會順道為印度政府提供政策建言。然而，及至他獲得諾貝爾獎，印度當地媒體才加以重視，實際上班納吉多年來持續針對印度銀行業的經營與財務體質，發表評論，認為印度的政府生態搞慘公營銀行，而不是缺乏適當的監管，甚至他認為，監管程度已達到過度嚴格的程度，當局者誤以為這樣才能防堵弊案、改善不良貸款。
班納吉指出，印度中央警戒委員會與印度儲備銀行協商成立銀行欺詐諮詢委員會，調查公有行庫超過50億盧比的所有欺詐行為，印度銀行高層因為害怕陷入調查，因此極力規避風險，也用盡方法阻止政治干預的進來，最後銀行高層發現，「隱藏壞帳」才對他們有利，使得銀行經營表現突然出現「意外的好」。
「深入了解印度公有行庫的經營問題，面對這個現象，真正的解決方法是把政府在公有行庫的持股比例降到50％以下，不僅可以減少政治控制和偵防調查的恐懼，銀行經營團隊也才會更加謹慎於財務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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