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是46歲的年輕女性學者「杜芙若」，她以脫離標準經濟學主軸的研究獲獎，卻也掀起討論浪潮。她也認為，要解決窮困問題，不是只要注入越多資源的政策，就一定是對的，而是應該深入其生活環境中，找出問題根結來。
UBS瑞銀集團重金邀請歷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參與的「Nobel Perspectives」（諾貝爾視角），今（2019）年11月有了新成員的加入：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主之一的法國裔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杜芙若（Esther Duflo）。
杜芙若的得獎，創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史上多項記錄，包括46歲獲獎、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繼2009年的歐斯壯（Elinor Ostrom）後，第二位女性桂冠得主等，她的研究場域不在美國，卻以美國教授身份獲獎，經濟研究方法更是脫離標準經濟學主軸，得獎消息在傳統經濟學界掀起波瀾。
經濟學家在真實生活的美妙角色
杜芙若在「諾貝爾視角」這個唯有諾貝爾經濟學者可以發聲的社群平台上，大談她的學術研究實驗方法、所關注的減貧經濟議題，以及她的經濟學養成記。
她表示，大學主修歷史，對經濟學產生興趣要溯源到年輕時遠赴俄羅斯的一年學習。那段期間，適逢俄羅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許多經濟學家為俄羅斯政府提供建議，讓她意識到「經濟學家在真實生活中擁有美妙的角色」，經濟學家可以對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也能提出研究成果，與決策者共同分享。
經濟學何謂而有？「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至1790年）兩大鉅著《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前者著重自利心（self-interest），發揚市場機能的最大可能，後者分析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自發性與社會互動。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林明仁深入論述兩者的關係：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中，充滿「自利心驅使的人們」和「執著體系的領袖」，領袖會擺布棋盤上的棋子，完全忽略棋子自然移動的力量，經常是導致政策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從個人產生自發性的自我控制，且反饋到社會體系上，是讓整個社會的福利達到最大極致的發展軌跡。
實驗經濟研究法 找出全球脫貧的解方
杜芙若的MIT「同事」班納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同獲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原先是杜芙若的指導教授，後來兩人結起姻緣成為夫婦；另一位得獎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們3人可說是「研究接力團隊」，班納吉和杜芙若在MIT成立的「貧窮行動實驗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J-PAL），接手克雷默的非洲肯亞實驗基地。頒獎單位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宣布3人以「減緩全球貧窮問題的實驗性方法」共享殊榮，且3人解決貧困的觀點一致：唯有走進窮人的生活，才找得出最佳解方。
杜芙若在「諾貝爾視角」訪談中表示，和「同事」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格倫納斯特（Rachel Glennerster）在印度進行兩項治療計劃，進行方式是隨機實驗方法，實驗結果證明，向民眾提供很小的誘因，就能在公共議題上產生積極的效果，例如印度孩童接種疫苗計畫，「實驗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是讓政府端明白，不要想當然爾！」，不是注入越多資源的政策，就肯定是對民眾最好的政策。
什麼政策是好政策？或是精確地說，什麼政策是對民眾好的政策？亞當‧史密斯在200年前就點出，不是領袖擺布出的棋盤就是「好局」，200年後的今天，社會環境越趨複雜，精進不停歇的標準經濟學似乎也沒有給人們邁向「好局」的實踐通道，班納吉和杜芙若的「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把社會大問題先聚焦在微小部份上，以學術研究假設進行分組實驗，最後評估各組差異、探討政策是否有效，再把有效的研究結果為解決社會普遍問題的可行答案。
隨機控制試驗方式，或稱「隨機對照試驗」，是指隨機選擇一部分預定義的群體或人群，用於測試新的程序或方法，然後將這些結果與現狀進行比較。在近十多年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領域抬頭，世新大學財金系副教授郭迺鋒指出，甚至更為近程的「行為發展經濟學」（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在學術期刊中開始增加，也逐漸在現實社會見到身影。克雷默2019年2月間擔任《行為經濟學手冊暨應用理論》（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pplications and Foundations）鉅著的第一作者，強調透過行為發展經濟學，將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和思想，應用於發展經濟學中的問題研究。
克雷默舉例指出，「生活在貧困中，本身可能就存在因果關係，影響到認知、決策和生產力」，簡單說，窮人有世襲的可能，就因為生活環境的關係。依行為發展經濟學學理，克雷默認為可以應用的社會議題，初步就有預防性健康、儲蓄、保險、技術採用、勞動力市場和公司組織等，例如，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企業，有可能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標準經濟學，因此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行為」應有新的研究議程。
央行關注微型貸款的低效益麻煩
台灣每年都有不同機構邀請諾貝爾經濟學家來台，諾貝爾視角首次在台灣舉行的活動，是今年邀請到的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莫頓（Robert Merton）。莫頓和班納吉、杜芙若都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但莫頓任教於史隆商學院管理學院，和班納吉、杜芙若的學術研究有極大的不同。
克雷默曾在2017年來台，參加中研院士王平舉辦的學術研討會，邀請的主因是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分享。據說，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們在2019年10月間克雷默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都非常驚訝，一來是克雷默為人謙和，沒有大牌經濟學家的上位感，另外，國內經濟學界也難以相信，台灣和諾貝爾經濟學獎主流如此貼近。
學術期刊發表等身的班納吉、杜芙若，近年出版的專書，2016年已有中文版《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以及今年已在AMAZON網路書店預售的《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文版版權也已由台灣的春山出版創辦人莊瑞琳簽下，看來台灣不至於漠視全球經濟的新趨勢。
近年來積極培養年輕經濟學者的中央銀行，在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後，也在央行臉書上分享得獎者的研究議題，其中，《窮人的經濟學》書中以「隨機控制試驗」RCT方法，重新檢視微型貸款（micro-credit）成效的案例，也被央行提及。班納吉和杜芙若的實驗結果顯示：微型貸款可以在窮人的生活中扮演要角，但是微型貸款無法讓許多窮人脫貧，突顯學術界探討窮人的財務行為及政策建言，萬萬不可「想當然爾」。
微型貸款的政策效益問題，《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期刊早在2007年討論過，印度裔美國教授作者Aneel Karnani在〈Microfinance Misses Its Mark〉一文中指出，花旗、德銀等金融機構建立小額貸款基金，或是美國科技新富圈流行給窮人提供小額貸款，出發點都認為是消滅貧困的方法，作者認為，如果社會大眾真正想幫助低度發展經濟體當中最貧困的人們，應該停止投資小額貸款，轉而開始支持大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創造穩定的工作機會，至於政府的角色，不是補貼獎勵這些企業的善行，而是必須確保企業履行承諾，絕不可能單純依靠政策或是市場機制，就完美解決貧困問題。
印度裔的班納吉雖然在美國擔任教職，他的母親、大學退休經濟學教授Nirmala Banerjee仍住在印度，班納吉不時返回印度探望家人，也會順道為印度政府提供政策建言。然而，及至他獲得諾貝爾獎，印度當地媒體才加以重視，實際上班納吉多年來持續針對印度銀行業的經營與財務體質，發表評論，認為印度的政府生態搞慘公營銀行，而不是缺乏適當的監管，甚至他認為，監管程度已達到過度嚴格的程度，當局者誤以為這樣才能防堵弊案、改善不良貸款。
班納吉指出，印度中央警戒委員會與印度儲備銀行協商成立銀行欺詐諮詢委員會，調查公有行庫超過50億盧比的所有欺詐行為，印度銀行高層因為害怕陷入調查，因此極力規避風險，也用盡方法阻止政治干預的進來，最後銀行高層發現，「隱藏壞帳」才對他們有利，使得銀行經營表現突然出現「意外的好」。
「深入了解印度公有行庫的經營問題，面對這個現象，真正的解決方法是把政府在公有行庫的持股比例降到50％以下，不僅可以減少政治控制和偵防調查的恐懼，銀行經營團隊也才會更加謹慎於財務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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