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們出生，受教育。在學校裡我們首先學會接受謊言，之後學會說自己的謊。最重要的是學會不問重要的問題；不去問那些會破壞和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白色恐怖很恐怖？或者，那些殺人的人後來怎麼了？或者，為什麼反抗者會被發現？或者，為什麼我們還是把蔣介石當作偉人？類似這種簡單的問題。我們不認真回答，也不認真追究。但是我們認真地尋找出路，像打掉了蜂巢的蜜蜂，沒有方向地。隨處波及無辜。」─施蜜娜
我大概本來就不是無辜的。但是我一直喜歡這樣想。我爸爸是一個純粹的人，他反抗，他坐牢。他玩的是簡單的遊戲，有要求，敢付代價。我媽媽也是個純粹的人，跟爸爸不一樣，因為她是一個流浪的人，不玩交易的遊戲，不守任何規則。尤其是爸爸的生命像那種忘不了的旋律，所有靠近的人都被徹底地佔據，沒有別的空間的窒息。然後我生在他的故事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的故事的劇情。我以為我可以像個旁觀的研究者一樣把事情弄清楚，從苦難的歷史結束的某一個臨界點去回顧，我可以聽他對我訴說牢房裡黎明行刑前的道別，然後去檔案局把那些人的照片找到，看清楚他們的臉，然後這一切都與我無關不是我的錯因為他已經發生過並且已經發生完。
但是沒有一件事沒有關係，而且沒有一件事發生完。一件恐怖的事情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但是不因為事件本身的結束就帶走恐怖的事情。沒有結束因為被刷陰道的人還活著，不會結束因為我們會持續活著，我們這些不知道刷陰道的事的人會不斷地活著繁衍繁榮衰敗，恐怖只隨著時間增加，每一年多一層新的變態。
我們開始問問題之後就再也擺脫不了後果。就叫它一場旅程。一開始只是因為我愛我爸爸。然後長大以後我發現我不像自己所想像的那麼認識他。我想要認識我愛的人。但是有廿五年的他的生命我一輩子都休想認識。有很多破洞。等到我長大之後才在爸爸身上發現的破洞，有時候他不知道怎麼表達，有些情況他不知道怎麼處理，有些感覺他不知道怎麼言說或是不知道該不該言說，有一些習慣很奇怪是因為他活了廿五年在很奇怪的地方。有廿五年的生命裡我父親沒有一個可以愛的人，也沒有一個愛他的人。只是在牢裡，沒有人可以信任，愛的對象是一個抽象的價值，或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跟希望，有沒有明天也不知道。我最喜歡坐車，因為在我媽媽的老爺車裡只坐我們家四個人，我感覺像有全世界。我記得幾年前剛開始真地認識白色恐怖的時候，晚上十點我們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爸爸很愛我們，徹徹底底地幾乎像在彌補一樣。
我開始要求爸爸說故事，長期以來關於過去他只願意提起在苦難裡短暫的解脫的回憶。他告訴我他在牢裡養老鼠殺來吃，因為獄卒污走了牢裡伙食的經費，都去菜市場撿地上的菜根作牢飯，鮮少有肉，除了菜根就剩饅頭。他說買西瓜在囚房裡吃，用一根線切來吃，被獄方懷疑藏刀的趣事。他從來不說痛苦是什麼。他說人不能絕望，但是他從來不告訴我絕望是什麼感覺。他說仇恨是一把兩刃刀，只有愛才是支撐人活下去的力量，但是他從來不告訴我活得只剩恨是什麼意思。他說死亡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他從來不告訴我告別的滋味。
直到有天他終於說了，我才知道為什麼他從來不說。他根本不能說，他用哭的。說出來的是清晨時獄卒把人拖出去，好像有準備好像沒準備不知所措不知道該如何道別站起來還是不站起來。然後這個世界上少一個人。
他說苦難，經歷過一次就夠了，不要再回憶，每一次重溫，都是再一次經歷苦難。也許所有人都這樣想，用盡了生命一切的力量經歷了一次的苦難，所有的故事都藏在回憶裡了。我覺得非常恐怖，一天這些曾受了所有苦難的人都離世了，我們就變成一個沒有苦難的民族。但是沒有什麼比共同的苦難更重要，必須保有一個個人為國家受苦的記憶，讓苦難的記憶被人帶進墳墓，是一種不可原諒的不義。我們沒有權利享受自由的果實，而不願分享苦難的記憶。
我們必須再去經歷一次苦難，才能替這個國家找回共同感。噩夢還在。我爸爸有時候會驚醒，以為自己正要被拖上刑場。我無法原諒那位被施以刷陰道酷刑的女士，也會在半夜驚醒，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那些為我們承受苦難的人，誰要告訴他們為什麼。
但是被拖去刷陰道這件事就變成一個事件在她的生命裡。沒有人告訴她那種痛苦不是時代下的應然，不是蘋果一定會掉下樹砸在頭上，不是河水流到大海裡。不是一個羞恥的祕密。
重要的事情都變成祕密了。藏在老人的皺紋裡，阿茲海默症之後被當成胡言亂語的哀嚎裡面，一個人一輩子的個人私密的羞恥。這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恐怖。這個國家放任一個人代替所有人承受一整個時代的恥辱。
*作者為前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女兒，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沒臉的人：關於我不想被遺忘的台灣史》，一位自學少女從從父親的家族歷史、父親所受的政治苦難出發，帶引出她所知所聞所認識其他同樣為台灣民主政治奮鬥的諸多烈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