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中途島》的上映，讓華人世界又再度產生了對太平洋戰爭的興趣。也是靠著這部對岸資金贊助的賣座電影，兩岸華人才再度認知到74年前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最終還是在美國的海空優勢下被打敗的。在打擊日本軍國主義的道路上，國共兩軍固然各有貢獻，卻終究只能淪為配角，真實的歷史遠沒有「抗日神劇」演得那麼浪漫。
即便國共兩軍真的得道天助，於中國大陸上重創100萬侵華日本陸軍，恐怕也沒有渡海能力攻上日本本土，更別提消滅電影中的帝國海軍了。在美國沒有參戰的情況下，中國收復台灣更是天方夜譚。所以74年來兩岸政府雖然有各自的「抗戰神話」，但大體上沒有任何一方敢理直氣壯聲稱日本是被自己擊敗，或者是自己單獨擊敗的。
所以自1979年大陸與美國建交以來，台北與北京兩個中國政府都是站在美軍的角度看待太平洋戰爭，畢竟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以1945年的國民政府繼承者自居。而且不論國軍還是共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屬於同盟國軍隊，在與軸心國日本的戰爭中支持美國屬理所當然。更何況在過去整整100年來，日本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本來就比其他列強還要惡劣。
可是近年來，本來就存有大量親日勢力的台灣不說，就連長年給人「盲目反日」印象的中國大陸，對太平洋戰爭的解讀也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而且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崛起，還有美國和中共在貿易戰背景下關係日益緊張的趨勢越演越烈，「聯日抗美」的主張，也逐漸在解放軍、學界甚至於民間開始有了一席之地。
為什麼是日本？
筆者來自外省深藍家庭，父親為廣東出生的香港人，母親則是在台灣長大的眷村第二代，對於他們身上的仇日情緒一直留有深刻印象。在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中，「親日」永遠是與「中華民族主義」站在對立面，無法相容的兩個概念。仿佛所有的大陸人與外省人，只要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且反對台獨或者其他分離主義勢力的，看待日本人就一定如同庫德人看待土耳其人一樣的仇恨。
甲午戰爭割讓台灣、九一八事變東北被佔領、七七事變全面侵華的歷史，確實是造成數個世代中國人仇視日本的根源，更不要去提造成千千萬萬同胞喪命的七三一部隊、南京大屠殺乃至於《決戰中途島》裡出現的浙贛大屠殺。即便是筆者本人，到今天看待日本的態度也很難不受這些歷史事件的影響，畢竟當年的日軍確實是惡貫滿盈，沒有什麼理由去給他們開脫的。
可是站在一個比較中立的角色來看，為什麼中國人的仇恨只有在針對日本的時候如此強烈？自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日本不是唯一，甚至於還不是第一個侵略中國的國家。日軍對中國人的屠殺固然殘忍，但是八國聯軍時代打入北京的外國軍隊當中，軍紀最好的卻也是日軍。對於軍紀最差的法軍與俄軍，卻很少看到中國人記恨到現在。
1945年8月，以「解放者」姿態佔領滿洲國的蘇聯紅軍，不只是在東北燒殺擄掠，還將大量工廠生產設備搬回俄國，甚至於暗中支持中共叛亂，導致海峽兩岸分裂至今。但是我們一樣很少看到兩岸的中國人，會如同恨日本人一樣去痛恨俄羅斯。更何況歷史上沒有佔領過中國領土的美國，大家嘴巴上罵歸罵，卻還是認為美利堅是移民或者送小孩留學的首選之地。
為什麼只有日本，可以讓中國人仇恨上一個世紀？關於這點，筆者唯一能給的答案是中國人有「寧與外人，不予家奴」的思想。因為所有自19世紀以來侵略中國的國家中，只有日本是東方國家，而且還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參加過朝貢體系的東方國家。甚至清朝推動洋務運動的時間，都比日本的明治維新還要早了五年，是要如何讓中國人接受日本這個東方小國超越自己的事實？
結果日本不只超越中國，還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讓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難以忍受這樣的事實。當年擁有「船堅砲利」的歐美國家，看在中國人眼中有如外星人般的存在。人類敗在外星人手中可以理解，但敗在一個千年來接受自己文化影響，曾經喊過自己一聲「大哥」的「小弟」，那可就真的是威信掃地了。筆者認為，這或許是中國人直到今天都還無法真正原諒日本的原因。
中共如何看待日本？
但是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Leninism）影響的中國共產黨，看待日本的態度就與傳統的中國人完全不一樣，始終存在著高度的務實主義精神。更正確來說，不同歷史階段中的中國共產黨，會基於不同時期的政治需求來評價日本。就如同俄國革命時大肆批評帝國主義的列寧（Vladimir Lenin），一樣會為了確保紅色革命的成功去與俄羅斯民族的敵人德意志帝國相勾結一樣。
列寧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兩屆蘇聯領袖，固然在國內推動激進的意識形態教育、個人崇拜甚至於政治清洗，但是他們的外交政策卻一直都相當靈活。比如歐戰爆發前的1939年8月23日，本來期望與英法盟國一起包圍納粹德國的史達林，在發現自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冷落之後，居然率先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簽署了友好條約。
結果蘇聯不只免於遭受納粹攻擊，還跟著德軍一起瓜分波蘭，並在希特勒默許下佔領波羅的海三小國。等到打不下英國的希特勒突然翻臉，對蘇聯發動攻擊時，史達林又精確掌握到英美盟軍對蘇聯的需要，重新返回同盟國陣營，成為抵禦納粹的中流砥柱。最後蘇聯不只成為二戰戰勝國，過去與德國一起侵佔的土地也都保存了下來。
那麼看在蘇聯眼中，以美英中代表的盟國和以德義日為代表的軸心國，究竟誰才是正義？誰又是邪惡？站在史達林的角度來看，哪一個陣營符合蘇聯陣營就是正義，否則就是邪惡！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蘇聯參加，那麼同盟國與軸心國看在蘇聯眼中同樣都是帝國主義。對於同時敵視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蘇聯而言，二戰與一戰一樣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中國共產黨本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而且在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以前，基本上是以蘇聯唯命是從。他們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與蘇聯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本無二致，就是那是屬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尤其是只涉及美國與日本兩個國家的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更是如此。可中共卻比其他任何中國的本土政黨，更深深掌握住了中國知識份子對日本的民族情緒。
在慘遭國軍圍剿，幾乎要滅亡的情況下，高呼「抗日」口號來迎合中國民族主義，爭取社會大眾的同情，也就成為中共求生存的不二法門。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的適時爆發，確實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大打輿論戰的機會。而他們也確實運用了這個機會，搭配日軍步步進逼和全國民眾沸騰的抗日情緒，迫使蔣中正提前對日本開戰。
抗日戰爭的爆發，不只讓中國共產黨苟延殘喘了下來，還得到了絕無僅有的壯大機會。既然是喊「抗日」起家的，那麼在國民政府決定抗戰後，中共理所當然要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讓工農紅軍改編為8路軍與新4軍來彰顯抗日的誠意。大量知識青年為了抗日投奔延安，也讓中共必須要有在戰場上與日軍真刀真槍的大打出手，才能夠不斷爭取民心。
更重要的是，中共必須要挺進國軍撤離，日軍卻又無法進佔的鄉村地區，才有可能建立有別於國民政府的紅色根據地。這自然而然讓共軍有了許多與日軍交火的機會，更何況這些紅色根據地的存在，對日本扶持的汪精衛政權而言一直是頭號威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日本帝國必將在一場持久戰爭中輸給擁有爆發生產力與動員力的美國。
與二戰中的蘇聯一樣，毛澤東追隨史達林的腳步選擇與必將戰勝的美國站在一起。8路軍與新4軍協助救助美軍飛行員，提供日軍和汪精衛政權在淪陷區的情報，目的無非是想得到美國的外交承認，讓共產主義的火種能在中國快速扎根。即便得不到美國的外交承認或軍事援助，也不至於愚蠢到去與必將戰敗的日本聯手對抗盟軍。
與日軍既鬥爭又合作的共軍
與蘇聯一樣，二戰中的中國共產黨精確無誤的判斷出日本必將失敗，做出了與同盟國合作的抉擇。然而史達林並不是真的認可資本主義世界，毛澤東也從來沒有真心信服蔣中正或羅斯福。在中共所傳承的蘇聯共產主義價值觀中，太平洋戰爭與中日戰爭從一開始就是切割成兩個性質不一樣的戰爭看待。中國對日本的抵抗屬於弱小民族對法西斯主義侵略者的抵抗，屬於絕對的正義戰爭。
然而美國與日本的戰爭，卻被界定成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西太平洋霸權地位的帝國之戰，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邪惡。即便是中日戰爭，中共也以國共兩軍不同的「階級屬性」來評價哪一支中國軍隊是「積極抗日」，哪一支是「消極抗日」。蔣中正領導的中央軍，因為代表的是資本家、大財團、地主甚至於美英帝國主義的關係，被批評為「片面抗戰」的軍隊
之所以用「片面抗戰」這四字，在於中共認為國軍並不具備代表中國勞苦大眾的資格。因為恐懼以底層農民，國軍不敢組織人民群眾投入一場全面性的對日作戰，只敢動員正規軍抵擋日軍。看在中共眼中，這是一種沒有效率且消極的抵抗。唯有毛澤東領導的8路軍、新4軍與華南人民游擊隊才是真正動員群眾投入「全面抗戰」的人民軍隊。
所以在中共的論述中，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與正面戰場上的國軍都不具備正義的代表性，至少蔣中正領導的黃埔系軍隊絕對不具備。既然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才是正義，而人民軍隊為了確保這個正義得到貫徹，可以選擇與參戰的兩個帝國主義勢力任何一方結成「統一戰線」，聯合一派打擊另外一派。最終中共基於認知到同盟國會勝利，而非相信同盟國的理念與美軍合作。
當然，國民政府是當時同盟國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毛澤東至少在表面上還是要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的。可是中共本身真的仇視日本嗎？或許那些因為親人死在日軍「三光作戰」而投效8路軍的農民兵，還有接受過足夠愛國主義教育的青年幹部會。可是中共的高級幹部，尤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階層卻完全相反。
中共拯救盟軍飛行員的同時，也不曾斷絕過與日軍之間的來往。在這裡，筆者又忍不住提到另外一位與李友邦、鍾浩東一樣的台籍左派份子辜金良。比李友邦和鍾浩東幸運的是，辜金良沒有死在白色恐怖，而是活到了抗戰勝利60周年的2005年。他是台北中國統一聯盟的創辦者之一，稱得上是台灣的統派元老級人物。
這樣的身份，想必會讓人下意識認為辜金良是位堅決的抗日份子。可根據藍博洲撰寫的辜金良與其妻子許金玉傳記《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辜金良抗戰時的工作是在安徽省當日本陸軍第15師團與新4軍第7師之間的走私商人。來自台灣嘉義的他，實際上是日軍與共軍勾結的中間人，可見只要符合中共的政治需求，日軍一樣可以是朋友。
務實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常常把「正義」掛在口中，但卻從來不會真的用「正義」或「邪惡」去評價他的敵人。從「統一戰線」的觀點出發，沒有什麼敵人是「正義」或「邪惡」的，只有誰是「次要敵人」，誰又是「主要敵人」的分別。而就毛澤東本人的立場出發，他對日本的認同其實又遠遠的高過於美國，這點可能會讓讀者們深感訝異。
推崇「大東亞聖戰」的毛澤東
前面有提到，中共是把太平洋戰爭與中日戰爭，尤其是中共自己領導下的人民抗戰切割來看的。這表示在中共的既定價值觀裡，日本與美國充其量是「一樣壞」而已。但在這個認知上，毛澤東卻又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進一步，認為日本帝國才是中共真正該學習的「老前輩」。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這又必須要從中共建政後的政治環境來講起。
中共與日本在二戰時的關係，如前面所言固然有敵對，但彼此之間卻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仇恨」。毛澤東比任何中共領導人都知道，而且也更敢於承認若沒有日本侵華，就不會有「紅色中國」的事實。這是為什麼他不只一次，向到訪北京的日本貴賓表達感激之意。可毛澤東對日本，尤其是二戰日本的認可卻遠不只限於「救了中共一命」的程度上。
要知道，1949年後的中國共產黨不只因為韓戰爆發而與美國成為敵人，毛澤東也想擺脫蘇聯的控制，讓紅色中國成為能與華府、莫斯科平起平坐的第三大強權。美國有以北約、紐澳、南越、菲律賓、南韓還有中華民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蘇聯則有以華約、古巴、蒙古、北越與北韓為代表的「東方集團」。中共想成為一方之霸，也要有自己的同盟體系。
由於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與共產主義的「第二世界」，都被美國與蘇聯爭取過去，中共只能尋求剛剛自歐洲殖民母國獨立的亞洲、非洲還有拉丁美洲國家中尋求盟友。恰好絕大多數戰後獨立的亞洲國家，戰時都有與日軍合作對抗英國、法國還有荷蘭等殖民母國的經驗。尤其是與周恩來一起推動萬隆會議的印尼開國元勳蘇卡諾（Sukarno），就是由日軍扶植起來的。
印度總理尼赫魯，雖然二戰時並沒有加入親日派領袖鮑斯（Subhāṣ Candra Basu）組織的自由印度政府，但是他仍對鮑斯的理念有所理解，因而容易與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中共產生共鳴。另外一個積極參加萬隆會議的緬甸，更是徹頭徹尾由戰時「親日派」組成的國家。緬甸國父翁山將軍，甚至還在太平洋爆發之初組織獨立軍配合日軍進攻英軍與中國遠征軍。
毛澤東結交到的朋友，除了立場與蘇聯不合的共產黨人外，幾乎全部都是戰時與日軍合作過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基於「反西方」、「反殖民」的想法，毛澤東對日本主導的「大東亞聖戰」，自然會有不同於其他中國人，甚至於其他中共領袖的想法。畢竟毛澤東骨子裡，終究還是一個右翼民族主義者而非左翼共產主義者，他對日本的認可自然也是越來越高。
進入50年代以後，毛澤東甚至不再認為太平洋戰爭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他指出：「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敢於跟美國作戰，跟英國作戰，跟法國作戰，曾經轟炸珍珠港，曾經佔領過菲律賓，佔領過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曾經打到印度的東部，就是因為那個地方夏天蚊子很多，颱風很大，沒有深入進去，損失了20萬人。」
至少到1972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華以前，「聯日抗美」一直是毛澤東最主要的戰略構想。對二戰日軍深感佩服的他，表示自己不相信日本會長久屈服於美軍的佔領之下，必將與中共合作一起完成「驅逐米英鬼畜」的歷史霸業。曾經主導過重慶大轟炸，並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主導台灣島嶼要塞化工程的前日本陸軍航空兵器総局長官遠藤三郎中將，就因此成為了毛澤東的好同志。
戰後日本右翼理論大師林房雄，更在他的作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直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日本帝國的繼承者。中共確實認同過「大東亞聖戰」，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與曾生這些救助過盟軍飛行員的「開國功臣」，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慘遭批鬥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中日合作「解放亞洲」的「泛亞主義」的熱血，最終還是敗給了冷冰冰的地緣政治。
「聯美抗日」的時代
日本終究不敢挑戰美國對日本的軍事佔領，中共也發現自身無力抵抗蘇聯的核子威脅。於是進入70年代以後，東北亞一度出現美國攜手日本、中共抵禦蘇聯的畫面。在這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毛澤東完全不需要去強調自己是「聯日抗美」還是「聯美抗日」，因為現在美國與日本都是中共圍堵蘇聯的盟友，沒必要去強調複雜的二戰歷史。
可是等到鄧小平上台，尤其是爆發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六四天安門事件還有蘇聯解體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之後，這種華府－北京－東京的蜜月期遭遇到了重大挑戰。在毛澤東與鄧小平上台之初，中共以強大的官方機器壓抑人民的反日情緒，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甚至一度成為政治禁忌，只因為日軍「殺的都是國民黨」。
然而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的第27年就去世了，可那些經歷過對日抗戰的老一代中國人卻還大有人在。而且不只是那些「沒殺完」的國軍和「黑五類」痛恨日本，就連廣大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群眾」，乃至於8路軍和新4軍元老也同樣討厭日本。即便在充滿政治運動的環境中，這些人還是默默把他們的反日情緒傳承給了成長於文革世代中的兒孫。
等到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這些後人有了機會前往外國，接觸以往在大陸所接觸不到的史料之後，必然會對中共灌輸的觀點產生質疑。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5年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則激起了大陸學子上街抗議，讓中共領導階層感受到「抗日情緒」並沒有隨著日本投降而消失。既然大陸民眾還是討厭日本，討厭日本的情緒在「必要的時候」就會成為中共鞏固政權的武器。
「必要的時候」來得比中共想像中的還要快，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壓垮了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再加上中共不斷融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更讓共產主義思想在大陸全面破產。從維持政權的角度出發，中共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穩固民眾，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對紅色政權的向心力，愛國主義就成為了完成此一政治任務的意識形態。
可愛國主義要針對誰呢？從道理上來看，應該是針對美國比日本還要正確。一來日本並沒有因為天安門事件疏遠中共，雙方的經貿與文化交流依舊穩定。畢竟早從五四運動的年代開始，日本就厭惡中國的學生運動。反而是在蘇聯瓦解之後，美國開始將原來對準蘇聯的矛頭轉向中共，不只禁止西方國家向中共出售武器，還向中華民國空軍提供了150架F-16A/B型戰鬥機。
結果中共居然把矛頭對準了日本，就讓人感到相當的不可思議，畢竟除了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在1952年到1972年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那20年外，日本從來就沒有主動想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過。所謂日本支持台獨的指控，其實更多是子虛烏有，但最終這個愛國主義教育的目標還是日本，真的是讓人跌破眼鏡。
為什麼中共會做出這樣的抉擇？答案其實很簡單，一來是90年代的中共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具備與美國抗衡的能力，尤其是1991年爆發的波灣戰爭，更是讓解放軍認知到了美軍強大的實力，不敢隨便輕舉妄動。二來則是許多經歷過抗戰的老一輩還在世，他們的記憶加上釣魚台列嶼的主權衝突，新仇加舊恨導致中國人更難在心態上原諒日本。
曾經在紐約主導過保釣運動的親共僑領花俊雄，就坦承同樣是在南沙群島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越南、菲律賓，就難以引起海外華僑、港台人士和大陸人如日本般同仇敵愾的共鳴。無論是客觀現實還是海內外中國人的主觀情緒，都讓中共不得不把日本視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唯一目標。就如同抗戰時的情況一樣，誰只要更抗日，誰就更能掌握住中國人的民心。
再加上以李登輝、民進黨為代表的本土勢力，為了挑戰國民黨外省「非主流派」的傳統抗戰史觀，又去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歷史，更是讓中共產生了把「台灣獨立運動」與「日本右翼勢力復辟」畫上等號的想法，於是大陸人民和台灣的深藍族群對日本的敵視更為強烈。只要掌握抗日主導權，就能夠同時成為兩岸民族主義者的代表，又是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就有了中共在抗日論述上，又重新肯定了國軍與美軍，並且以自己協助盟軍對日軍作戰的歷史為榮的情況發生。當然，中共對國軍和美軍的肯定還是有其政治目的。一來中共自視為重慶國民政府法統的繼承者，希望將過去蔣中正領導的抗戰貢獻與成果「整碗端去」，並且讓美國疏遠台灣和日本，一切都還是為了搶奪歷史話語權，並以此來阻斷美日台三方的安全合作交流。
只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中共對台灣打壓的十分強硬，與日本的關係也十分冷漠，但卻必須無所不用其極的爭取「美國老大哥」寵愛。這是為什麼在江澤民還有胡錦濤時代，拍攝韓戰題材電視、電影遠比《抗日神劇》還要困難的根本原因。因為只要提到日本兩個字，中國人就會跟著了魔一樣發瘋，然後中共也比較不在意日本對此的反應。
「聯日抗美」時代的來臨
但是這樣的情況，在習近平上台以後開始出現改變，一來是經過40餘年的穩定發展，中國大陸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從軍事還是經濟的角度來看，日本都不再是中共的對手，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後一個挑戰只剩下美國了。二來則是真正有抗戰記憶的老人逐漸凋零殆盡，新一代的大陸人開始重新反思中國與日本、美國的關係。
他們逐漸跳脫歷史的情感，發現一個中國與日本彼此對立的亞洲既不符合中國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事實上，美國最提防的並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或者強大的日本。因為一個強大的中國，必然會有一個強大的日本給予制衡，美國絲毫不用擔心。美國所憂慮的，其實是一個團結的亞洲，而這個團結的亞洲必然是要在中日和解的前提下才可能誕生，如同法國與德國和解才催生出歐盟一樣。
就連老一輩參加過保釣運動的台灣人，都開始產生出了類似的想法。東吳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劉源俊，就曾經在一次保釣運動研討會上，鼓吹不只兩岸要團結起來，而且中日兩國也要團結起來的論調。之所以提出這種論述，是在於他認為美國在利用釣魚台領土衝突製造中日矛盾，不讓中日和解，所以中日應該要聯手將美國勢力趕出亞洲，才能夠換來和平。
如果只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統派有這個想法，或許還不是太嚴重，可問題是日本方面近年來也有類似的聲音產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最積極者，並不是提倡社會主義的左派，而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日本右翼。從這次香港抗爭事件中，日本右翼團體一水會提出了同情香港特區政府的主張來看，一個大陸、台灣還有日本民族主義者結盟的未來，並不是不可能發生。
合作的對象，還不僅只是兩岸與日本的民間團體。因為川普的上台使美國重歸孤立主義，則加速了安倍晉三政權近年來向北京的靠攏。除了今年發生的軍艦互訪外，安倍晉三在去年對大陸的造訪已經不是亮點，因為習近平已經做出了將於明年訪問日本的決定。官方合作的深化，勢必會引起大陸與日本學者重新審思二戰的歷史。
日本之所以走上偷襲珍珠港之路，來自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對日本的石油禁運，還有拉攏英國、荷蘭以及中華民國組織的ABCD包圍圈。相信很多大陸學者，一定會覺得美國當年對日本的包圍，與今天對中共的圍堵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難怪越來越多大陸年輕人開始同情起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認為日本人與今天的中共一樣，只是想改變數百年來歐美人建立的亞太秩序而已。
近年來，大陸網上流行起一種「唐朝在日本，宋朝在越南，明朝在韓國，民國在台灣，昭和在中國」的說法，意旨今天的中國大陸越來越像昭和初年的日本。大陸網友余曉波有這樣的說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承認了昭和日本的美，當然這裡說的不是精日，而是意指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希望自己能變得和昭和日本人一樣了不起。忠勇的昭和男兒，和中國血仇，但他們就是有美感，就是有共鳴。」
至於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他則十分不屑的表示：「而二戰中的中國，是毫無美感可言的，中國要宣傳二戰中的自己往往是宣傳自己多“可憐”，但可憐和可敬是兩回事，會有人同情可憐人，但沒有人會尊敬可憐人。如果說二戰日本是一把鋒利的軍刀，那麼二戰中國就是黏糊糊的鼻涕。軍刀即使去砍更硬的東西自己折斷了，它仍然是值得尊重的。而二戰中國呢，只不過是像鼻涕一樣的東西。」
最後余曉波還反問「請問你會尊重鼻涕嗎？發自內心地尊重？不可能的」。筆者相信，未來世代的大陸人還是會推崇中共的「人民戰爭」，但是對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戰，大概會越來越抱以「鼻涕」的態度看待。當然，可能會有很多台灣人或者大陸民國派，質問余曉波怎麼把自己的國家當「鼻涕」？但他們也可以輕而易舉反駁說「台灣的中華民國何時是我的國家過？他們有當我是國民嗎？」
雖然不敢保證，這一定會是未來美中日大三角，還有紅藍綠小三角關係的必然走向，但是大陸人不再把日本視為「頭號敵人」，轉而把美國看成第一大挑戰應該是個趨勢。隨著中共與日本關係不斷改善，台灣的獨派不宜繼續把強調台日關係友好當成對抗中共甚至於統派的武器，日本固然還不敢跟美國翻臉，但是卻絕對願意為了北京來打台北的臉。
同樣的，台灣泛藍背景出身的統派，也不應該在自認可以拿抗日的歷史尋奇與中國共產黨的共鳴，甚至希望中共為此出手替自己「教訓獨派」。時空環境早就已經轉變，更何況明年選舉一旦國民黨大輸，中共更是毫無理由去為了國民黨得罪台灣的本土勢力，更何況是未來可能會協助北京牽制美國的日本。跟不上這個腳步，認不清這個趨勢的藍綠人士，終將都會被歷史淘汰。
更可怕的，是像劉源俊或余曉波這類「認清事實」的人變多。畢竟泛藍除了傳承抗戰時的國民政府外，也相當大程度延續了汪精衛政權和滿洲國的系譜。出現一個中共、日本右翼與台灣泛藍陣營的大結合，並非不可能。更何況台灣的綠營也有相當大的保守勢力，本身也是認同泛亞主義的。哪天一個致力於推動黃種民族大團結的極端組織出現在我們身邊，請各位讀者一點都不要感到意外。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