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律法律事務所雖曾於多年前受我國海軍委任，處理我國向法國湯姆笙公司之購艦合約案（該合約中包括「排佣條款」，即湯姆笙如找佣金代理商或有找但不告知即違約），但受任處理之範圍僅限於該購艦合約之議約，且該購艦合約之主體為我國海軍及法國湯姆笙公司，至於汪傳浦並非該合約之主體，合先敘明。
二、至於本所在事隔約20年後所受任之特偵組聲請沒收案，本所之當事人為特偵組所指輾轉收到汪傳浦之回扣金之所有人，包括汪傳浦的配偶、子女、對造則為檢察官，而該案件之事實則為汪傳浦轉給第三人的錢可否沒收。是不論當事人、案件事實，均與理律法律事務過去所處理拉法葉艦案購艦合約毫無相涉，不僅不是同一事件，且此二獨立事件間，亦無任何實質關連。
三、本所過去在處理購艦合約時，所採立場即為「湯姆笙公司如使用仲介商給付佣金而未告知我國海軍，即為違約，而應負賠償責任」，本所在特偵組聲請沒收案的立場是：「湯姆笙給予汪傳浦的是佣金」，此一立場與海軍在訴請湯姆笙賠償之仲裁案中主張：「湯姆笙因為給予汪傳浦佣金，所以違反排佣條款」，本所立場與海軍立場不但不衝突，反而是一致。倒是特偵組與海軍立場矛盾，海軍在仲裁案主張：「湯姆笙因為給予汪傳浦佣金，所以違反排佣條款」，採這個立場也贏了仲裁。特偵組現在卻說：「湯姆笙給汪傳浦的是回扣，不是佣金」！
四、至於林達檢察官稱海軍與湯姆笙訂定排佣條款後，偷偷找上汪傳浦為仲介，則為錯置時序。法國湯姆笙公司委請汪傳浦擔任銷售拉法葉艦案之仲介商，並同意給予佣金，早在1989年的9月，而我國海軍與湯姆笙公司訂定購艦合約（其中包括排佣條款）則係在1991年8月以後。法國湯姆笙公司對我國海軍承諾排佣條款，汪傳浦並不知情，湯姆笙公司因為違反排佣條款，未向台灣揭露有仲介商一事，湯姆笙公司已經國際仲裁判賠，我國海軍順利取得約8.75億美元之賠償。當年的佣金加利息，中華民國已經完全取回，現在應該找個理由動用刑罰權力，再拿一次錢嗎？林達檢察官所指摘本所對「排佣條款」全然相反的詮釋，顯係基於檢方聲請沒收而指其為「回扣」的立場使然。
五、對汪傳浦於仲介拉法葉案過程中，是否應收取佣金，自有仁智互見的評論，亦非特偵組聲請沒收案之重點，但我國畢竟為法治國家，有關刑事案件之偵審，或沒收程序之啟動與認定，均應依據法治國「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要求，依法而行。至於林達檢察官在今日聲請沒收案於台北地院開庭之前，為文抨擊本所違反律師倫理，其動機我們不願揣測。但當年林達檢察官處理郭力恆案時，尚要求本所陪同至監所會見郭力恆，促使郭力恆向本所傳達希望汪傳浦歸還佣金，顯然林達檢察官當時即知本所當時係受汪傳浦配偶及子女委任（汪傳浦另有委任張迺良律師），在此數年中，從未聞林達檢察官有何質疑，今日卻見林達檢察官為文多所指摘，頗為錯愕。
六、本所受汪傳浦之配偶及子女委任，為渠等同遭起訴與汪傳浦共同收受回扣案辯護，乃因本所認為在偵辦拉法葉艦過程，檢調機關無限上綱，將拉法葉艦購艦發生時，尚於學校就讀的汪傳浦子女一同起訴（汪君玲甚至尚在高中就讀），難脫羅織之嫌，本所遂挺身而出，為其配偶及子女辯護。事實上，高等法院在郭力恆案的判決中，亦已認定「並無證據證明汪傳浦配偶及子女有參與共同收受回扣」，林達檢察官文中似乎認為本所的立場，應與檢察機關之立場一致，本所不敢苟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