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重點是明清江南經濟史。但是到了近幾年來，研究興趣發生了改變，研究領域從經濟史擴展到了政治史、社會史和軍事史，研究地域從江南擴展到了全國乃至東亞世界，研究時期則從明清縮小到了晚明。這個改變始於2008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時。在那裡，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的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我們可謂每天朝夕相見，無話不談。當時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歐（特別是法國）軍事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聽了他對該研究的看法，不禁喚醒了兒時的記憶。
像大多數男孩子一樣，小時候我也喜歡玩「打仗」和「探險」的遊戲，到了中學時代，又讀了不少中外的邊塞文學和戰爭文學，對歷史上的戰爭情景充滿想像。蘇聯作家瓦西里．揚的《成吉思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因此之故，我在經濟史研究之餘，也開始做些明代軍事史的研究，作為調劑。不料對軍事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研究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2009年，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期間去劍橋看望友人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其著作《都鐸：斯圖亞特時代英格蘭的巫術》（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搖籃》（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為名著。但是他近年來卻轉向與以往非常不同的新研究領域，寫出了《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與過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
我問他何以做出如此巨大的改變。他回答說：在原來的研究領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維方法已經定型，很難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沒有新想法，那麼研究就成了一種習慣性工作。日復一日地做習慣性工作，沒有挑戰，難免喪失研究帶來的樂趣。轉向新領域，必然面對新挑戰，從而激發思維，獲得樂趣。做學問是為了獲得真正的樂趣，至於成敗利鈍，並非主要考慮的內容。我非常佩服他的這種精神，也十分贊同他的看法。雖然我沒有他那樣的才氣，但是至少在自己多年從事的領域之外嘗試一下別的研究，也不失對自己的一個新挑戰。
在進行晚明軍事史的研究中，我發現這項研究遠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樣容易。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涉及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晚明這個時期的特殊性。在這個時期，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始。不把中國的歷史放進這個大過程中去研究，就會陷入一種「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地。然而在晚明時期，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問題是今天學界的一大熱點，但是尚未有共同的看法。沒有這種共識作為依靠，進行研究就很困難。因此對於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重大挑戰。
新領域、新問題帶來的挑戰，是每個歷史學者都會遇到的挑戰，正如年鑒學派大師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對於歷史學家，對於所有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所有客觀的科學家，前面有如一個新大陸，永遠值得探索」。如果面前沒有一個新大陸去探索，史學家的工作可能就會像英國歷史學會前會長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說的那樣：「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大多數歷史學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襲傳統」，「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這些機器儘管低於現代最先進的標準，卻仍然能夠使企業在盡可能少地追加資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數量的擁有現成市場的老牌傳統產品」。
除了這兩個挑戰外，還有其他挑戰。歷史學家夏伯嘉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他當年在耶魯求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其中之一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他說：「史景遷文筆非常好。在中國史專業裡，有些人認為他寫的東西不夠專業化，有些人則覺得很有啟發性，因而產生了些爭議。但是我覺得他給學者的啟發在於：歷史不能寫得很枯燥。怎麼把歷史寫得有意思，這是對我們所有歷史學家的一種挑戰。」要寫得雅俗共賞，不僅需要改變寫作套路，而且也要改變寫作的語言。正如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說：「能用簡短的言詞就能說明的問題，為什麼要用冗長的詞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證。」這些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大多數史學工作者習慣了專業論文的寫法，積重難返，要改變文風，確實是一個重大挑戰。
就我而言，治史數十年，也寫了不少專門的史學著作。如今要把一些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的看法、想法寫成一本面向大眾的小書，就必須改變習慣了的寫作方法，但是由於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因此這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各種挑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更大的挑戰。在國際中國歷史學界，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做「衝擊─回應」（Impact-Response）理論，是美國的中國學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在西方影響很大，在中國也得到廣泛的贊同。這裡姑且不談這個理論，只是借用這個說法，即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刺激，就不會產生反應，機體的潛力也就得不到發揮的機會。在治學方面也是這樣。沒有挑戰，日復一日地做同樣的工作，研究工作就將會變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評許多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生產出與過去一樣的產品。如果這樣的話，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也就接近於尾聲了。
在我接受了自己提出的新挑戰後，多蒙復旦大學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得以和復旦的同行和學子們一同探討這項研究中所涉及的若干問題。2013年，復旦大學邀請我去做「光華人文傑出學者講座」，講座的題目是「商戰與實戰：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為了做好這個講座，我把這兩年來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做了一個梳理，將其整理出來，分為五個專題，做了講演。在這個講座的基礎上，寫成這本小書，書名也改為《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這本書只是我的新研究的一個初步成果，還很不成熟，而且主要是想寫給大眾而非寫給專業史學家看，因此在專業史學家眼中，可能不夠學術化。《後漢書．馬援傳》有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我本當如此，但是因為這是一項新研究的開始，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自覺尚未成熟，因此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本小書，向讀者求教，從而使得這項研究得以不斷完善，同時也向大眾提供相關的知識，促進更多的人跟上新的史學潮流，從全球史視野來看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由於本書的寫作對我是一項新的挑戰，因此我必須從成功者那裡學習寫作經驗。我近來讀了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謝平（Steven Shapin）的《科學革命：一段不存在的歷史》（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覺得深受啟發。他在致謝詞中說：「本書不是原創性的學術作品，而是由我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過去10年或15年來已累積許多有關『科學革命』的歷史研究，雖然這本書的目的是呈現對科學革命的最新詮釋，但仍非常倚重多年下來各家學者的成果。我最感謝的是諸位歷史學家，我任意地借用他們的成就，並把他們的著作和論文放在本書最後的參考書目裡。毫無疑問，這本書不只有我一個作者，還有他們。但我必須承認，我用我的方式詮釋了他們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因此，我必須對此全權負責。」本書的情況與上面謝平所說的情況頗為類似。本書力圖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從全球史視野來看中國歷史，因此也是一部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也和謝平一樣，我在本書中也用我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其他學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不僅如此，本書的主線和主要觀點也是我提出的。因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謝前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說明我對本書全權負責。
＊作者為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和英國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機構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員，以及國際經濟史學會執委會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