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爆發的農民集體抗爭行動逐漸增加，其發生頻率、參與人數、規模均呈現不斷成長趨勢，暴力傾向日趨明顯。尤其以土地徵用造成的社會衝突最為突顯，土地徵收利益涉及到開發商、地方政府、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村幹部、農民間的利益分配。幾乎土地違法事件的主體，約八成是地方政府所為。
從土地徵收出讓所獲利益的分配來看，更是突顯了利益分配的不對稱。其中開發商與地方政府通常是獲利最多的主體，農民獲得土地出讓金幾乎是比例最少的，至於農村幹部則有爆發尋租及貪腐行為之可能動機。這顯示農村土地徵收尚難擺脫政商勾結的厄運，權錢交易及權力與資本交換，從而盤剝農民的土地利益。
最近大陸廣東省烏坎事件再度爆發，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與熱議。2011年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直選村幹部、承諾被徵收土地退還村集體所有，堪稱為村民自治的典範學習模式。2016年烏坎事件再起蔓延，逮捕當初率領村民維權抗爭者領袖、後任村民委員會主任的林祖戀。廣東當局前後兩次處理烏坎事件的地方政府行為，從「溫和」轉成「強制」，頗受爭論。
相較於2011年地方政府處理烏坎事件儘速和平落幕，2016年則是採取疾風暴雨式壓制性舉措。6月中旬後起幾近三個月，數千名烏坎村民發起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高舉橫幅：「還我土地、還我書記」，聲援被抓的村委會主任林祖戀。9月8日林祖戀被判刑，隨即13名村民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等罪名被捕。廣東地方當局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封鎖烏坎及入村展開抓捕行動，導致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回顧2011年烏坎事件爆發，廣東地方政府對公眾維權抗爭的處置策略顯得相當理性、溫和與自制，傾向採取「疏導模式」而非「壓制模式」，備受國際社會所肯定。這些溫和措施包括：首先是改變事件定性：雖從一開始即認定事件為境外勢力介入，採取「標籤化」及「敵對化」策略處理措施，但最後重新界定事件純屬人民內部矛盾「利益紛爭」問題，而非敵我矛盾。
其次是強化地方治理：承認村民自我組織得臨時代表理事會合法性地位，並承諾進行數十年來未曾進行農村基層民主選舉，推動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及民主決策，給予農民村民自治權力。復次是立場先硬後軟：採取理性溫和自我克制行為，緩解公眾集體反抗情緒，有效降低衝突程度，並承諾嚴懲地方官員及協助土地退還村集體所有。
再者是妥善運用公安：從強力壓制改變為柔性疏導，避免警察與公眾間暴力流血衝突進一步惡化；最後為規範網絡傳媒：從壓制媒體報導，指控境外媒體煽動及宣傳，轉變為適度開放與管理。
觀察2016年廣東地方當局做法，則是採取嚴厲而非溫和手段，其處置措施有待商榷 ，例如陸豐政府藉舉行記者會，播放維權領袖林祖戀承認收賄的「認罪」影片；地方官員指控香港媒體在烏坎村進行煽動；監控農民對外通訊，傳喚轉發消息者；甚至對烏坎村進行斷水、斷電及斷糧等強制作為；阻礙律師與林祖戀會面等等。這些地方政府行為過於強制性，往往激化農民的維權抗爭行動。
總言之，地方政府在烏坎土地徵收事件中的角色值得商榷：首先是角色衝突問題，裁判兼球員無法扮演公正的利益仲裁協調角色。其次是司法機關欠缺獨立性 ，行政化及地方化傾向，無法遏制地方政府對土地財產權盤剝。最後是地方人大在土地徵收過程中，欠缺民意表達利益管道機制。這顯示政府角色的錯亂越位 ，欠缺合理合法利益表達機制，導致大規模維權行動產生。
烏坎村土地徵收引發農民維權抗爭事件與村民自治選舉的弊端，顯現出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非規範化與緊張衝突。中共黨國試圖透過基層民主選舉，以監督村幹部治理行為，及防止地方幹部腐敗行為，並提升地方治理品質與績效。可以說，這是中共黨國向農民讓渡政治參與權，而換取農民向地方政府繳稅的義務履行。
然而，民主選舉下的村委會主任依然滋生尋租行為，無法跳脫貪腐誘惑陷阱。當初以土地維權起家的維權人士一旦登上村幹部行列，亦難以跳脫尋租的利益網絡，最終深陷貪腐泥淖之中，難以自拔。如此顯見，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及村民自治制度發展尚待完善，徒有基層民主選舉，還尚須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及民主管理的完整配套改革，始能有效遏制幹部貪腐行為。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