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方程式來證明，時間是有起點的，是不是很棒，教授？以一個簡單優美的方程式來解釋萬物。
──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幾年前看過霍金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人，或許記得這位提出宇宙模型來解釋時間起源的偉大物理學家，從學生時代起就想要找一個可以解釋宇宙萬物的理論。或許，一個傑出科學家與天才科學家的差異，就在於後者擁有這種尋找一把鑰匙打開宇宙祕密的瘋狂想法——雖然那一句關於「萬物論」的口頭禪，實際上是語出霍金擔任劍橋大學數學系教授時的一場公開演講，而且說的是這種能統一所有理論的方程式乃自然科學的聖杯，人人想找。
相較於自然科學，人文學科似乎不以尋求這種聖杯為研究目的，因為前者以大自然界為研究對象，關切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以及運作於現象背後的自然定律，但後者的對象卻是具有心思意念和意圖動機的人類自己，且研究的目的旨在理解人類所建構的社會或創造的文化，及其背後的思想理念和事件所表達的意義。也因此，除了某些特別標榜自己是「社會科學家」的史學工作者，會致力於尋找那種可以解釋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或類似事件背後的普遍性模型之外，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會把焦點放在特定事件的細節以及人物身上，意圖讓人們看到每個事件、不同時代以及特定歷史人物的獨特之處。
然而，本書作者弗格森卻不這麼想。這位畢業於牛津，任教過母校以及劍橋、哈佛、史丹佛等名校的英國史學家，似乎有霍金身上那一種狂放與反傳統，且天分也到位。《廣場與塔樓》一書不僅想告訴讀者水平連結的「網絡」（networks）結構之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遠高於垂直關係的「階層」（hierarchies）結構，而且史學家自古以來全都搞錯方向、走錯了路，只想透過「大人物」或官方檔案來理解一個時代，而此舉—─借用一下政治評論員納伊姆（Moisés Naím）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論這本書時用的比喻——猶如喝醉酒的人會在路燈下找鑰匙，而不是在暗處，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看得到東西的地方。
換言之，歷史不該是帝王史或偉人史，那假定了人物的重要性可做出等級區分，依序從大人物到小人物，然後聚焦於大人物身上。史料的採用也不該過度仰賴國家文獻，因為那本身也鑲嵌於一種階層制想像。
唯有網絡才是答案。唯有從人際網絡的角度來建構一幅人物互動與權力交織的圖像，才符合真相，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真正動力！不論是宗教改革的成功與啟蒙運動的興起仰賴了網絡，或大清帝國的「塔樓」階層統治模式和太平天國始於「廣場」般連結邊緣團體的網絡之間的較量，二十世紀蘇聯垮台與冷戰結束的緣由，甚至川普為何能當選美國總統，弗格森幾乎把半部人類世界史以「網絡／階層」概念及其對立模式，重講一次。 （相關報導： 底層青年成為「網絡革命黨」主體：《中國：潰而不崩》選摘（3） ｜ 更多文章 ）
弗格森對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批評，當然也沒忘記自己。而根據他的坦誠，他本人是在撰寫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授權傳記時，才真正體會到了網絡的重要性，而此前即使包括在一九九八和二○○一年替他贏得不少讚譽，分別關於歐洲銀行家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以及討論從工業時代到網路時代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兩本書，也都忽略了網絡所真正扮演的關鍵角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相當鬆散的家族關係或關聯性的理解。當然，前述兩本書足以讓弗格森從牛津大學歷史系這座學術象牙塔，轉到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去任教，兩年後再讓哈佛大學商學院挖角，從此逐步建立起自己在美國的人際網絡。然而，是季辛吉本人以長袖善舞的能力建構了一個結合政客、商人、外國大使、國家元首、新聞從業員等在內的龐大人際社會網絡，不能以追求單一目標的階層結構來描繪，才讓作者意識到過去以族譜與姻親關係為核心的關係圖，仍然是一種圍繞於特定甚至單一大人物之上的史觀，既不能掌握季辛吉的權力組成結構和影響力範圍，也不足以應付我們正處的第二個「網絡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