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涉及領土糾紛時，中國官員最常出現兩種制式回答，第一是「ＸＸ地區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國領土主權神聖不可侵犯」，所以結論是「中國內政問題，不容他國說三道四」。其實這兩個理由互相矛盾：前者是歷史理由，立基於中華帝國漫無邊界的「天下」想像；後者是民族國家的主權理由，奠基在明確領土邊界內的司法管轄權。
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矛盾
中國官方對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理由總是只挑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進行機會主義式的運用。先用歷史理由把某塊疆土或海域圈入，再用主權原則不容他人介入。因此，中國共產黨建國七十周年，到底是在建帝國還是建民國？台灣、香港與南海到底是「自古以來」的帝國邊疆，還是現代國族成員？至今還是一件說不清楚的事情。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的移交明明是立基於中國與英國兩個主權國之間的協議，但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一句卻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對於這樣的矛盾狀況，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托古改制」的學理發明。中國學者強世功談到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時就說，毛澤東在延安窯洞中就已經用「天下」的格局在思考，「這些思考預示著中國共產黨解決內陸、西藏、香港和台灣將採取不同的靈活策略與手法。」
所謂天下格局是指中國不是一個西方概念下的民族國家，而是中國特有的天朝秩序，以「文明母體」為核心，在中國本土強調統一性，對邊疆地區則容許差異的多樣性，以達到和平共存、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政治共同體。
入侵西藏時不談道德只談權力
但這種想法並不是當今中國學者的創見。美國學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就論證過，清帝國的統治是一種「多重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帝國治術。對滿人而言，清帝是高高在上的部族首領；對蒙古人而言，則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對西藏人，他是轉世的國王；對穆斯林來說，他又是伊斯蘭教的保護神。但濮德培同時強調，即使是這種多重文化主義，首要依靠的還是軍事征服與經濟力量，而非對漢人儒教的衷心熱愛。
但清帝國末年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國家的原則，必須明確劃出自己的疆界。魏源在《海國圖志》首先宣稱中國南北「徑六千里，東西大抵略同」，在《聖武記》中更清楚界定「十七行省及東三省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俄）羅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國皆城郭之國。」魏源的疆界劃分表明清帝國本土與帝國之外的外藩國家，在民族國家的原則下，本土擁有主權，外藩只有宗主權。中國的邊疆劃分從此成為「天下」帝國與「民族國家」的指標。
國民黨對中華民國做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內容也經歷這種路線爭議，章炳麟就極力主張中國是漢人國家，只涵蓋關內二十二行省；最後孫中山改變自己原先「驅逐韃虜」的主張，提出「五族共和」，繼承清帝國版圖，「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因此承繼了「天下」的帝國理念。這個帝國繼承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西方國家要求對中國「本部」的主權與「疆部」的宗主權提出區分，試圖使藩屬外化為其他國家時，中國代表顧維鈞立即反對，維護「天下大一統」的秋海棠領土幅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周恩來曾在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宣傳通知〉中主張：「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史書都搬出來做為討論我國邊界問題的依據，那整個亞洲都要翻騰起來。所以做為歷史的邊界情況，只能做為參考。」但說歸說，能入侵西藏時就毫不手軟，現實中的中國行為是最赤裸的權力政治（realpolitiks）原則，而不是什麼「文明母體」的道德優越性。
共產黨政府不只是直接入侵西藏、鎮壓新疆，對漢民族同樣實施戶口制度，直接改變家庭制度，控制人身自由。晚近的製造技術進步之後，更展開對人民的數位監控，完全違背「近悅遠來」的王道精神。
天朝威儀讓台灣人敬鬼神而遠之
共產中國的「大一統」是所有力量都被必須被納入中共支配下的一統，任何自主於黨國控制之外的組織與力量，都被視為不可容忍，而且是道德上必須被貶抑的對象。所以明明香港人爭取的是符合傳統帝國治術的一國兩制，但雙普選卻被認為「這明明就是港獨」。
除了先前停止自由行外，如今中國又在五天內拔除台灣的兩個邦交國。可想而知，隨著投票日的逼近，各種雖遠必誅的天朝威儀也會接連出籠。但香港之夏的慘烈抗爭，天朝的赫赫威儀只能強化台人敬鬼神而遠之的心情，從而加持了民進黨的選情，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不懂政治精算，而是背後的帝國心性有以致之。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本文原刊《新新聞》170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