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深秋的山東泰山，在小雨中，她慢跑著，一個人，準備跑100公里，被限制出境的她，不能與樂施會隊友赴香港「毅行」，她一個人，在冷洌的空氣中，響應。去（2014）年此時，她也沒能赴香港，她被關押審訊了128天，日以繼夜。
她，不是維權律師，不是民運人士，她是中國公益NGO圈中的「釦子姐姐」─寇延丁。2014年下半年，她在香港碰到了陳建民（占中三子之一），在台灣參加行動者培訓，碰上了導師簡錫（民進黨元老），而且還之外碰到了在台任教的王丹（民運人士），一連串的「巧合」讓她的人生進入了她形容為「魔幻寫實」的慘痛境遇。
2016年，她在台北出版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完整紀錄中共當局逮捕異議人士後的審問細節。她說，還要回到中國去。她對中國的愛，好痛。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饒是三個代表，都無法迴避：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在故鄉小城，二十四歲，是小機關裡的小職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即將成為母親，一個看似與天安門廣場無關、一個與廣場母親無關的母親。我不知道廣場上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我將終此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這一天跟我、跟我的孩子、跟我孩子的孩子、跟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那一天，薛野在北京，十九歲，這個兩年前的貴州高考狀元是北大學生，在廣場上。
那一天，梁曉燕在北京，三十二歲，北外老師。她不在廣場，是槍響後趕去的：「我的學生還在那裡，我要把他們帶下來。」她自己的學生都活著帶出來了，但目睹了別的學生的死亡，以及更多的死亡。
那一天的我們全然陌生，不知道彼此的人生將在十幾年後交匯，更不知道二十幾年後會有一個這樣的營會，我會成為媒婆、薛野是成員、梁曉燕則是過客……
那一天，滕彪在故鄉小城，吉林樺甸，是十六歲的高中生，兩年後考入北大。二○一四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上說：「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
那一天，在香港，周永康尚未出生。他一九九○年出生，與我兒子同齡。當高中歷史老師講到六四的時候放了一個讓教室裡灑滿淚水的短片：「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分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二十四歲時他競選成為「學聯」祕書長。(必須插播一條名詞解釋：學聯全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旨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八十年代一直積極組織香港學生參訪大陸，是親中國親北京力量，六四後與中國政府決裂。)
那一天，在香港，黃之鋒尚未出生。他一九九六年出生，十六歲時發起成立香港第一個中學生社運團體「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運動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國民教育科加入中學必修科目。如果不這樣做，遠在香港的周永康和黃之鋒們，就會像我的兒子一樣，無法在課堂上獲知歷史、獲知六四，以及更多歷史與真相。
那一天，香港人陳健民三十歲，在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生。
在湖北，李英強，十歲，小學生。
在北京，胡佳，十六歲，高中生。
在福建，曾金燕，六歲……
那一天，我們在天南地北經歷各自的人生，不曾想過彼此會有交集。這些人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反覆出現─他們將成為我的罪名，我將成為他們的罪名。
那一天，在北京，田螺姑娘，剛剛出生。我不知有她，她不知有我，亦不曾在審訊中出現。我們無從預想，我將成為她的偶遇，她將成為我的偶遇─引發這一切的，還是六四─大三那年看完紀錄片《天安門》，她哭著質問父母「為什麼不告訴我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她的父母與我同齡，素與獨生女兒交流良好，父親陡然色變命令她把片子交出來，他要銷毀這可怕的東西……
那一天，在香港，查良鏞，六十五歲，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同由宣布退出的，還有鄺廣傑，聖公會大主教。
那一天，在香港，司徒華，五十八歲，發起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從事與委員身分不符的活動」停止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職務。同時、同由被撤的，還有李柱銘。
我與這些人沒有交集，他們的名字也未曾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出現。但我卻不能說跟他們沒有關係或者他們跟我沒有關係。查良鏞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筆名「金庸」而我是金迷。金庸還是著名報人，創辦了香港《明報》，陳健民是《明報》作者，而我是陳健民的讀者。司徒華已過世多年，但「支聯會」一直都在，「支聯會」的活動一直都在，包括每年一度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我雖未曾參加，但前文所引滕彪的演講，就是在那裡發表的，但我有很多朋友每年參加那個集會……
六四，跟我有關係嗎？跟我沒有關係嗎？
六四，跟我們有關係嗎？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我家是從不談論六四的。就像我們也不談論恐懼。
一次老媽忽然問我：「六四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隨口回答：「沒有確切數字，有名字的廣場母親有兩百多個。」父母都是老黨員。我媽不良於行也不會上網，除了看電視，她的生活幾乎與世隔絕。
那對話一閃就過去了，我和媽都不復提及。我們把它遺忘了，就像一個祕密。
我們容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有太多祕密。
就像我們的生命裡，承載了太多的恐懼。
六四，成為我們彼此隱祕的恐懼。
我們彼此，已經成為彼此的恐懼。
我們不著痕跡地用遺忘覆蓋恐懼，遺忘在生命之中非常隱密的地方，讓自己以為不存在。
＊作者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