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該如何防止校園性犯罪發生，馮喬蘭認為讓孩子清楚身體界線是最為關鍵的，不是單純去防範特定的老師，而所謂「身體自主權」並不是一種教條式的宣告、單靠演講是沒有用的，必須提供孩子一個真實的情境去思考，「自主權」的思想才能真正實現。
例如過去人本遊說零體罰理念時，便曾碰過一位教育界前輩怒嗆「難道我摸小孩頭稱讚也要經過他同意嗎」，那一趟拜會剛好就帶了一個學生，學生非常理所當然地指著一旁的人本成員說：「他剛剛說我好乖，他有問我說能不能摸我的頭，我說『好』以後他才摸的。」即便碰觸孩子的出發點是看似善意的稱讚，也是要經過孩子允許的。
讓學生增加敏感度、勇氣、捍衛自己自主權的信心是其中一塊，另一塊的責任則在其他老師身上。就目前《性別平等教育法》來說，學校發生性平事件就是應該要通報，這是所有老師的責任，而面對來求助的學生，輔導系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小孩要告訴自己父母是更不容易的、要告訴父母親壓力是很大的，如果學校有可以信任的導師，孩子會有可以攀住的浮木……老師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是小孩的重要他人，這思想準備是你避不掉的責任跟角色，不是教國文跟數學就不會面對這樣的事了，這塊的進修培訓再教育是政策上的首要工作。」
當輔導系統沒有處理好學生的狀況，會有什麼影響？馮喬蘭舉了過去人本經手的一個案件，那孩子受害了，最初父母跟校方都沒有走正式通報程序，而是去輔導室做協商，協商結果竟然是「不上那老師的課」就好──問題是老師還是在那孩子班上，變成老師上課時間只有這孩子要去輔導室，形同隔離受害者而非隔離加害者。
後來人本召開記者會時，已經成年的那孩子以錄音發言，說她一開始也想說老師不是那麼壞的人，但知道學妹也受害以後，她想為學妹做一些事、也為自己做重要的事，站出來說話──她本來會一直做惡夢的，站出來以後就沒有再做過惡夢，馮喬蘭對此是很欣慰的：「她不用再被惡夢追擊了，我們做惡夢最重要是醒來，讓我們知道自己可以處理這夢境。」
馮喬蘭說，如今性平相關法規鼓勵受害者出面，重要的意義就是讓受害者在爭取公道過程裡成為一個有主體性的人，可以行動、可以追求公義、保護他人、為自己爭取發言權，這過程中也會漸漸療癒一開始的傷口。然而在此之前，如何讓孩子理解自己決定自己感受的重要性是重要的，一切工作的基本，仍是將孩子視為一個「人」看待──當我們認可孩子是個獨立的人，一切傷害，或許就不會那麼理所當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