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賦予行政部門的政策工具僅在於與該國展開談判。若對方未能在一年改善，美國總統可以下令，要求美國海外民間投資公司不得融資給這個國家、拒絕該國參與美國政府標案、納入美國貿易代表署（ＵＳＴＲ）是否與這個國家訂定貿易協定的考量。
此刻指控中國效果並不大
不過，談判這項政策工具在中美關係如此惡劣之際，並不具有任何威嚇或誘因效果。況且國際貨幣基金亦認為中國近來少有干預匯率措施。
一般認為，在川普宣布就其餘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之際，中國任由人民幣貶破七的關卡，主要是想要藉此抵銷特別關稅的效果。而藉由匯率貶值來降低特別關稅衝擊的邏輯並非始於今日。
在二次大戰後國際經濟秩序建立之時，條約起草者即理解到貿易體系與貨幣體系的關聯性。因而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第十五條第四款即規定：締約方不應藉由匯兌措施妨害總協定目的的達成，也不應藉由貿易措施導致國際貨幣基金條約之目的無法達成。相同規定也出現在國際貨幣基金創始條約中。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總協定（以及其後的世貿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應該合作，以便在國際貨幣基金所管轄的貨幣議題上，以及總協定所管轄的數量限制、其他貿易議題上，可以達成協調的政策。但是在實際案例發展上，如何以匯兌（貿易）措施妨害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條約）的達成，並無定論。事實上，這個條文的實際操作難度也非常高。
因此，在法律操作上，另外一種取徑是認為匯率低估是對於出口產品的補貼，試圖藉由世貿組織規範下的補貼與平衡稅協定處理。然而，即使中國匯率低估可以被認定為補貼，對於補貼的反制方式就是課以平衡稅。在目前美國對於中國產品課以二五％，九月一日起還將就其餘產品加徵一○％的前提下，加徵平衡稅的方式不具有實質意義。
川普政府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主要的可能解釋有兩種：其一是川普對於中國藉由匯率貶值減輕特別關稅帶來的衝擊，感到憤怒所做出的反擊。另外一種則是川普藉由此舉，告訴政府官員、中國乃至於第三國，他有能力控制整個政府，達成他想要的目的。
在中美間維持中立並非易事
即使梅努欽立場偏鴿派，即使美財政部在五月的報告認定中國沒有操縱匯率，川普仍然可以主導行政部門，改變財政部的立場。這瓦解了中國想要拉攏鴿派分化美國談判團隊的企圖，同時也向第三國放出訊息：在中美貿易戰維持中立並非易事。
然而，匯率操縱國的棍子，一直是美國政府對中經濟政策的主要威嚇手段，今日川普政府祭出殺手鐧，若效果不如預期，恐怕減損美國日後威嚇的有效性。亦即如果美國所有政策工具盡出，恐有「招式用老」的危險。（本文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台灣也曾被指操縱匯率
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立法後，台灣、南韓與中國都在1988～1994年先後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1995年後就沒有其他國家被美國指為匯率操縱國。
台灣在1988年、1989年、1992年5月和12月四次被認定為匯率操縱。之後美國要求台灣央行停止干預外匯市場，並要求資本帳戶管制鬆綁、減少貿易壁壘。
1998南韓與台灣被點名操縱匯率後，兩國的匯率都出現較大幅的升值，新台幣約在半年間升值了12.0％；同時對美順差也下降，從占國內生產毛額（GDP）9.1％降至1.5％。
1992年台灣再度被美國點名操縱匯率，阻礙了新台幣升值，以致匯率未能在「矯正雙邊貿易失衡上扮演重要角色」，美方在意的還是貿易逆差問題。1992年10月後，台幣逐漸升值，而台灣對美貿易順差占GDP比重也從1991年的4.5％降至1994年的2.5％。之後台灣未再被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
川普上任後，曾在2017年把台灣和中國、日本、南韓、德國和瑞士等6國列入觀察名單。（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