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的資料來看，如果以2012年德國超過65歲的人口有1,650萬人這個事實來看，若其中有六成是潛在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那麼，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德國社會不僅是一個老年化問題相當嚴重的社會，而且其中約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可能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糾纏。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身上很容易出現的症狀是，創傷記憶並不是規規矩矩按照時空前後次序清楚分類，在大腦裡有秩序地被儲存起來。反之，因為創傷後壓力經常不自覺地湧現，過去創傷的記憶經常會跳脫特定時空的記憶框架，不時冒出於其他正常生活的情境裡。因此，負面情緒會經常無緣無故就淹沒了正常生活的平靜安好。
2010年拉德博醫師出版了另一本書《缺席的父親與戰爭年代的童年：超克陳年心理舊傷》（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t: Al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這本書探討了「戰火下的孩子輩」面對納粹父親時，糾結的心理問題。拉德博醫師提到，有些向他求診的病患雖知自己的父親在納粹時代確實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但仍下意識地高度理想化自己父親的形象。作為心理醫師，他會選擇要病患清楚地面對歷史真相。他認為，對這類病患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鼓勵他們寫下自己的傳記，將自己腦海裡的記憶與各種書信、日記、以及照片結合起來，透過公開或出版，跟自己的孩子以及外在世界對話。他認為，開啟這種有建設性的對話過程，效果跟心理治療一樣好。因為加害者的子孫不想正視過去，過去並不會因此就消失。反之，壓抑的心靈創傷—不管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心靈受創的「後果」是有跨世代感染給下一代（transgenerationale Weitergaben）的可能。畢竟孩子很容易受到父母親焦慮的情緒、或突如其來爆發的負面情緒所影響。
2001年，柯爾的太太安內蘿瑞（Hannelore）自殺身亡，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這位前總理夫人出生於1933年，她來自納粹家庭，父親在二戰期間從事軍火生意，但在戰爭結束前夕，年紀僅十二歲的她，多次遭到俄軍強暴，而且強暴後直接就被丟出窗外，以至於日後經常因脊椎舊傷感到不適。少女時代被強暴的陰影，一直是這位前總理夫人揮之不去的夢魘。1993年，當她還在擔任總理夫人時，曾企圖自殺未遂；柯爾總理卸任後，在2001年捲入政治捐款醜聞時，安內蘿瑞便選擇在此時結束自己的生命。
柯爾家庭的不幸是典型的「戰火下的孩子輩」在自己組成家庭後，無力營造成功家庭幸福的悲劇。然而，安內蘿瑞的遭遇，影響所及的範圍，卻包涵了她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就是「戰火下的孫子輩」。柯爾總理夫婦的長子Walter與次子Peter，在母親過世後，相繼為她寫了傳記，揭露了光鮮亮麗政治家庭背後的陰暗與不堪。可以想見，他們選擇打破沉默，把自己家庭生活的內幕公諸於世的做法，引起父子間極大的嫌隙。因為對父親柯爾來說，對難以面對的事保持沉默，是「戰火下的孩子輩」認為應該守住的界線。他們向來就希望，以一生的勤懇實幹，來證明自己確有享受戰後西德政治、經濟重振榮光的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