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有一個對抗槍聲恐慌症的新處方：槍聲太大時，趕往最近的木梯，跑上跑下幾回，而且至少一定要跌倒一次。跑來跑去跌倒會產生摩擦聲和其他聲響，你就不會去注意槍聲，更不用擔心了。鄙人我已經試過這道神奇藥力，十分有效！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不管戰勝或戰敗，平民百姓永遠是戰爭最大的輸家。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後代都同樣有心理創傷的問題需要面對。在從事轉型正義的同時，不要忘記好好處理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塊。畢竟，在政治與法律之外，人的心靈如何復返健康，社會心理如何走向願意彼此互相扶持，更是需要好好來處理。
二次戰後至一九八○年代，德國人雖然普遍避談納粹過往；但在此同時，他們都眼睜睜地看到，許多男人從戰場回來後，身心受到嚴重創傷。沒有出門打仗、留守在家園的婦女，也有許多人被占領軍強暴。被強暴的少女，絕大部分無法從父母處得到安慰與幫助；有些少女的母親甚至於也是慘遭強暴的受害者，因此造成許多婦女長期以來對自己作為女性的認同十分低下。此外，還有1,400萬德裔百姓從東歐被驅趕到戰後滿目瘡痍的西德（其中約有50萬人在逃難途中過世），以至於戰後西德處處可見離鄉背井的人，以及孤兒、寡婦。德國人既是發動戰爭、殘害六百多萬人的加害者，同時也是自己陷自己於熊熊戰火摧殘中的受害者。然而，因為二戰傷亡太慘重，德國社會對於自己人民受害的問題，一直很難談，即便到現在。
的確，加害者如何以受害者的身分自傷自憐呢？
戰後西德人在心理上經歷的這般重大危機，直到1967年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 夫婦出版《無力哀悼》（Die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才首次被清楚地刻劃了出來。這本受到高度矚目的書提到，能夠對自己錯誤的行為產生罪惡感，進而懂得「哀悼」，前提是犯錯的行為者必須能從「獨立個我」（Individuum）的角度同理去感知另一個「獨立個我」內心的傷痛。而一個人是否具有這種同理別人痛苦的能力，取決於童年期自我認知是否受到良好的養成。換言之，是否具備足夠的心理素質，可以真切地（而非扭曲或盲目地）看待他人在自己生活周遭共存這個事實。米雪莉西夫婦提到，二戰後的西德人以壓抑的態度避談納粹時代的種種，不希望因為道歉導致自尊受損，但反而因此讓社會重回二戰時期那種父權至上的硬派作風，不願意顯露情緒，也找不出適切的表達方式，對納粹受害者表示自己內心的悼念。因為拒絕承認別人跟自己一樣，有權揮別歷史陰影以追求當下與未來的幸福，結果反而讓自己一再錯失好好道歉認錯的良機。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代中葉，心理分析教授拉德博醫師（Hartmut Radebold, 1935- ）開始從自身經驗意識到「戰火下的孩子輩」（Kriegeskinder, war children）遭遇到的心理困境。所謂「戰火下的孩子輩」是指1928年至1947年出生的那一輩德國人，也就是拉德博醫師自己身處的世代。這個世代有什麼樣的心理困境呢？
拉德博醫師以自己為例，說他在50歲以前，對戰爭與戰後生活的記憶只有自己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但他對這些事情卻沒有任何感覺。為什麼呢？他說，1943年，他原本住在柏林，年紀9歲。當時家裡被炸，寒冬裡，他又飢又寒地被帶到一個今天屬於波蘭的邊境小村。直到1945年初，他們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裡，被蘇俄紅軍拿著槍從後面驅趕離開。當時在逃難的路上到處可見樹上吊掛著屍體。像他哥哥（當時15歲）那般年紀的男性，則統統被蘇聯紅軍抓走，婦女則免不了被紅軍抓去做性服務。戰後，他與母親回到柏林，從姑姑那裡得知父親過世的消息。母親得知噩耗後，一夜之間頭髮全白，從此沒有再流過淚。1947年，哥哥因受重傷從俄國被遣返。回家後，兄弟兩人卻各自活在自己傷痛的內心世界裡，不曾交談過彼此的心情，家人之間的談話也完全迴避戰亂喪亡帶來的悲傷（圖4∼5）。直到1993年，他跟哥哥才有勇氣一起閱讀父親在二戰期間留下來的日記，回顧他們從來就不願意去回想的過往。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來看，拉德博醫師說，很多人以為，小孩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忘掉成長期間所歷經的夢魘，這是完全錯誤的。反之，創傷經驗會在他們日後的發展上，留下難以抹滅的深刻影響。
因為這些觀察與個人親身體會，拉德博醫師開始專注這個領域的研究，並於2000年出版第一本相關主題的專書：《缺席的父親：從心理分析角度看戰火下的童年帶來的影響》（Abwesende Väter. Folgen der Kriegskindheit in Psychoanalysen）。35 2002年，拉德博醫師與歷史學者羅伊雷克（Jürgen Reulecke）進一步合組「二戰與童年」（weltkrieg2kindheit）跨領域研究團隊，對二戰時期的德國兒童進行有系統的深入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二戰期間，德國約有六成的兒童與青少年在生活上受到戰爭影響。受到影響的兒童與青少年平均有3至4次逃難、被驅逐、空襲、受飢寒、被暴力脅迫、甚至被強暴的經驗。戰爭結束時，總計有四分之一（250萬名）的德國兒童與青少年失去父親（全歐有2,000萬）；父母雙亡的兒童約有20萬。
根據上述的資料來看，如果以2012年德國超過65歲的人口有1,650萬人這個事實來看，若其中有六成是潛在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那麼，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德國社會不僅是一個老年化問題相當嚴重的社會，而且其中約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可能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糾纏。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身上很容易出現的症狀是，創傷記憶並不是規規矩矩按照時空前後次序清楚分類，在大腦裡有秩序地被儲存起來。反之，因為創傷後壓力經常不自覺地湧現，過去創傷的記憶經常會跳脫特定時空的記憶框架，不時冒出於其他正常生活的情境裡。因此，負面情緒會經常無緣無故就淹沒了正常生活的平靜安好。
2010年拉德博醫師出版了另一本書《缺席的父親與戰爭年代的童年：超克陳年心理舊傷》（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t: Al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這本書探討了「戰火下的孩子輩」面對納粹父親時，糾結的心理問題。拉德博醫師提到，有些向他求診的病患雖知自己的父親在納粹時代確實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但仍下意識地高度理想化自己父親的形象。作為心理醫師，他會選擇要病患清楚地面對歷史真相。他認為，對這類病患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鼓勵他們寫下自己的傳記，將自己腦海裡的記憶與各種書信、日記、以及照片結合起來，透過公開或出版，跟自己的孩子以及外在世界對話。他認為，開啟這種有建設性的對話過程，效果跟心理治療一樣好。因為加害者的子孫不想正視過去，過去並不會因此就消失。反之，壓抑的心靈創傷—不管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心靈受創的「後果」是有跨世代感染給下一代（transgenerationale Weitergaben）的可能。畢竟孩子很容易受到父母親焦慮的情緒、或突如其來爆發的負面情緒所影響。
2001年，柯爾的太太安內蘿瑞（Hannelore）自殺身亡，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這位前總理夫人出生於1933年，她來自納粹家庭，父親在二戰期間從事軍火生意，但在戰爭結束前夕，年紀僅十二歲的她，多次遭到俄軍強暴，而且強暴後直接就被丟出窗外，以至於日後經常因脊椎舊傷感到不適。少女時代被強暴的陰影，一直是這位前總理夫人揮之不去的夢魘。1993年，當她還在擔任總理夫人時，曾企圖自殺未遂；柯爾總理卸任後，在2001年捲入政治捐款醜聞時，安內蘿瑞便選擇在此時結束自己的生命。
柯爾家庭的不幸是典型的「戰火下的孩子輩」在自己組成家庭後，無力營造成功家庭幸福的悲劇。然而，安內蘿瑞的遭遇，影響所及的範圍，卻包涵了她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就是「戰火下的孫子輩」。柯爾總理夫婦的長子Walter與次子Peter，在母親過世後，相繼為她寫了傳記，揭露了光鮮亮麗政治家庭背後的陰暗與不堪。可以想見，他們選擇打破沉默，把自己家庭生活的內幕公諸於世的做法，引起父子間極大的嫌隙。因為對父親柯爾來說，對難以面對的事保持沉默，是「戰火下的孩子輩」認為應該守住的界線。他們向來就希望，以一生的勤懇實幹，來證明自己確有享受戰後西德政治、經濟重振榮光的資格。
然而，「戰火下的孫子輩」卻不願意再繼續活得那麼不明不白了。自小在家裡，他們雖然擁有優渥的物質環境，但長期看到長輩對骯髒不合理的事只知保持沉默，對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不知抗爭，對別人無端受苦的事同樣也不具備同理心……等等，相當不以為然。他們雖然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殘酷與戰後生活的困苦，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是在快樂無憂的環境中長大。父母輩長期習慣的沉默，在他們心裡烙印下的，不啻是另外一種心靈創傷。他們無法與雙親無話不談，親子關係因為被重重心理陰霾屏障，也經常顯得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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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受害者及其子女是戰爭傷亡的受害者，「加害者」及其子女也會因為加害者不願意坦誠面對過往、不願意面對自己心靈的創傷，遂讓自己陷自己於另一種形式的受害情境，而且還會讓這種心靈陰影長期所造成的後果，在自己家庭裡成為代代相傳的負面暗影。誠如米雪莉西夫婦在《無力哀悼》一書所指出，當大家對發生過的事噤聲，不願意讓歷史真相有被揭露的機會，後代子孫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在不自覺中真正學到的，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真實的感受。然而，一個不相信自己真實感受的人，也不會相信別人的感受。當大家生活在一個互信薄弱的社會，所有的人—不管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的後代—只有繼續當受害者。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先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