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沙龍專訪》有圖就有真相!他在地板下埋藏兩萬張底片,讓全世界看見文革另一面

2019-06-21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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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全中國,要拍照紀錄這「十年浩劫」有多難?首先,你要擁有一台在當時屬於稀有物的相機;第二,在批鬥現場拍照存證的行為極其敏感,若不想被紅衛兵揪出來責問,就得先成為「造反派」的一份子;最後,為了保存當局不容許見光的「負面」歷史,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在那個口口聲聲必稱革命的大時代,攝影記者李振盛一個人拍下10萬張文革時期的相片,更用藏在地板下的兩萬張底片,親身實踐「有圖有真相」的小革命,也為文革留下最完整的影像紀錄。

曾經是戴上紅衛兵袖標的造反派,也曾經成為被批鬥、下放勞改的對象,作為攝影記者,李振盛有機會用相機記錄下群眾集體狂熱的面貌,也拍下高官受辱的慘況,每按一次快門,無論畫面是否見容於當局,歡呼與歌頌、批鬥與破壞的片刻,全都在李振盛的鏡頭下凝結,為整整10年的激情與血淚留下歷史切片。作為文革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李振盛相信,唯有將歷史的正負面一併呈現,記憶和反思才能完全。

為了拍照 他成了「紅色新聞兵」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1963年,大學剛畢業的李振盛被分派到《黑龍江日報》,成為單位裡最年輕的攝影記者,也是唯一的大學生。李振盛回憶,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被稱為「三門幹部」,從家門進入校門,再從校門直接進入機關門,不曾做工、下田,彷彿帶有一種隨時要被改造的原罪,當毛澤東發起文革,也成為他抒發壓力的出口:「就我個人而言,我歡呼造反、衷心擁護(文革),看是不是能透過大革命把身上隱形的包袱給摘掉。」

但李振盛與同事很快就發現,隨著運動激化,熟悉中共政治運動套路的民眾擔心被留下影像紀錄、將成為事後被清算的素材,凡是記者舉著相機在現場拍攝,必定被群眾盯上,輕則阻撓拍攝、重則毀壞膠卷,掏出記者證也不管用。為了工作需要,李振盛出於無奈下突發奇想,自行成立「紅色青年戰鬥隊」,為團隊訂做了一枚「造反派」袖標,從此到各場合都暢行無阻、順利拍攝。

「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日舉辦思沙龍,邀請攝影師李振盛以《暴風「眼」— 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為題,分享他在文革時期拍攝的攝影作品。當拍照成為革命工作,李振盛直言:「其實我並沒有保持冷靜、我也瘋狂,只是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但與那些「黨叫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同事不同,除了拍那些能夠見報、全是歡呼歌頌的「有用」照片,李振盛也拍下無數「沒用的底片」,儘管戴高帽、遊街、批鬥的情景都不能見光,他依然按下快門,私下沖洗後裝進底片袋偷偷保存起來。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我也聽黨的話,但沒那麼聽黨的話」,李振盛說,自己的性格有些反骨,「我知道我手中的相機是稀有物,不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可以照相,照相機的功能就是紀錄,我有紀錄工具又學過攝影,那就該多拍一些。」由於當時底片膠卷的配額取決於照片見報的多寡,為了拿到多一點膠卷,「黨要的照片」李振盛也沒少拍,「這些額外的膠卷對我很重要,我可以拿來拍那些沒有用的照片。」

2萬張底片,藏了20年才公諸於世

文革起初,李振盛屬於打倒別人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他在報社派系鬥爭中嗅到不對勁,預感自己被打倒的日子即將來臨,便把偷藏在辦公室裡的「沒用底片」慢慢轉移到家中。抱著「既然下定決心拍攝了,就不能讓它輕易付之一炬」的心理,李振盛想來想去只能鋸開地板一角,將兩萬張「負面底片」深藏,由於擔心被鄰居舉報,鉅開一片地板就耗費整整一週時間。兩個月後,李振盛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份子」下放勞改,幸而底片在抄家時沒有被搜出。

1971年當局政策放寬,李振盛與妻子從五七幹校勞改歸來,繼續攝影事業,之後調到北京工作,依舊將那兩萬張底片帶在身邊,就這麼從1968年藏到了1987年。當時在趙紫陽當政下,中國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李振盛從秘藏近20年的底片中選出20張,首度將那些「負面」底片公諸於世,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參加全國攝影公開賽,獲得系列新聞照片大獎;從無數底片中編選出的攝影集《紅色新聞兵》,更讓李振盛被譽為全面紀錄文革歷史的第一人。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生命不息,紀錄不止

「影像紀錄是最好的紀錄,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個工具,以別人欣賞的好的畫面,記住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現在有句話叫「有圖有真相」,透過直觀的畫面,在觀者身上發生一些化學反應,形成對歷史的反思。」

今年79歲的李振盛仍然不改拍照紀錄生活的習慣,笑說自己的大相機都送去博物館了,手上改拿輕便的數位相機,更多時候直接用手機記錄周遭。李振盛打趣道,如果文革時就有手機該有多好,「那我一定拍瘋了。」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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