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全中國，要拍照紀錄這「十年浩劫」有多難？首先，你要擁有一台在當時屬於稀有物的相機；第二，在批鬥現場拍照存證的行為極其敏感，若不想被紅衛兵揪出來責問，就得先成為「造反派」的一份子；最後，為了保存當局不容許見光的「負面」歷史，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在那個口口聲聲必稱革命的大時代，攝影記者李振盛一個人拍下10萬張文革時期的相片，更用藏在地板下的兩萬張底片，親身實踐「有圖有真相」的小革命，也為文革留下最完整的影像紀錄。
曾經是戴上紅衛兵袖標的造反派，也曾經成為被批鬥、下放勞改的對象，作為攝影記者，李振盛有機會用相機記錄下群眾集體狂熱的面貌，也拍下高官受辱的慘況，每按一次快門，無論畫面是否見容於當局，歡呼與歌頌、批鬥與破壞的片刻，全都在李振盛的鏡頭下凝結，為整整10年的激情與血淚留下歷史切片。作為文革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李振盛相信，唯有將歷史的正負面一併呈現，記憶和反思才能完全。
為了拍照 他成了「紅色新聞兵」
1963年，大學剛畢業的李振盛被分派到《黑龍江日報》，成為單位裡最年輕的攝影記者，也是唯一的大學生。李振盛回憶，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被稱為「三門幹部」，從家門進入校門，再從校門直接進入機關門，不曾做工、下田，彷彿帶有一種隨時要被改造的原罪，當毛澤東發起文革，也成為他抒發壓力的出口：「就我個人而言，我歡呼造反、衷心擁護（文革），看是不是能透過大革命把身上隱形的包袱給摘掉。」
但李振盛與同事很快就發現，隨著運動激化，熟悉中共政治運動套路的民眾擔心被留下影像紀錄、將成為事後被清算的素材，凡是記者舉著相機在現場拍攝，必定被群眾盯上，輕則阻撓拍攝、重則毀壞膠卷，掏出記者證也不管用。為了工作需要，李振盛出於無奈下突發奇想，自行成立「紅色青年戰鬥隊」，為團隊訂做了一枚「造反派」袖標，從此到各場合都暢行無阻、順利拍攝。
「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日舉辦思沙龍，邀請攝影師李振盛以《暴風「眼」— 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為題，分享他在文革時期拍攝的攝影作品。當拍照成為革命工作，李振盛直言：「其實我並沒有保持冷靜、我也瘋狂，只是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但與那些「黨叫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同事不同，除了拍那些能夠見報、全是歡呼歌頌的「有用」照片，李振盛也拍下無數「沒用的底片」，儘管戴高帽、遊街、批鬥的情景都不能見光，他依然按下快門，私下沖洗後裝進底片袋偷偷保存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