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在選前所言，會與中國大陸尋求「溝通，溝通，再溝通」，溝通的目的當然是想處理九二共識的問題，如果雙方能達成共識（九二共識或新共識），那就能延續兩岸的交流合作，是一種生產性和平。如果不能達成共識，民進黨政府也不挑釁，那可能進入停滯性和平；大陸雖不至於文攻武嚇，但既有的各種協商管道與協議溝通機制將無法運作。如果雙方無共識，也可能進入對抗性和平（hostile peace），陳水扁執政時期大概就是這種狀況，包括外交戰場上的交鋒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停滯性和平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後，雙方能達成共識，但也極有可能因為某些事件而發展為對抗性和平。
這三種和平狀態，以對抗性和平對台灣最不利，因為台灣目前的實力已不利於進行對抗性和平，而且在這種狀態下，台灣無法專注於提升自己，改善自己。從戰略的觀點來看，維持和平的現狀，對台灣來說，其實就是爭取時間。有人期待大陸未來出現質變，如民主化或崩潰，看台灣能不能從中獲得獨立的機會，但這種寄希望於大陸的期待畢竟還是消極的，最重要的是台灣如何利用時間為自己創造更大的效益。
民進黨創造永久多數的策略，在二○一六年已可看到成效，讓蔡英文走完了執政的最後一哩路，但兩岸的最後一哩路，依舊是荊棘在前。
關鍵在互信
民共兩黨八字不合，如何開展對話，關鍵在互信。信任，就像一道大門，把民共之間隔開，問題是怎麼找到開門的鑰匙。或許有人認為，中共與美國共和黨也是八字不合，卻能在七○年代展開對話，並進而開展合作，為什麼民共之間就不能呢？這兩種關係，其實無法類比，但也可由此看出台灣的難處。
首先，中國大陸當時與美國有共同的敵人：蘇聯，而且彼此有一定的實力，都無法征服對方。但中共與民進黨沒有共同的戰略敵人足以促成對話與合作。
其次，雖然白邦瑞認為「不是尼克森走向中國，而是中國走向尼克森」，因為一九六九年春天時毛澤東就召集四位軍事將領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探討中國是否應該打美國牌。
然而，尼克森在一九六五年及一九六七年訪問法國與德國時，不論戴高樂及艾德諾都認為美國如果要在亞洲扮演角色，就必須與中共和解。尼克森選舉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在《外交》雜誌上撰文表示：「我們這個小小星球，不容十億人群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中國若不改變，世界不會安全。但更重要的是，尼克森為了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把台灣當成伴手禮。先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讓給大陸，一九七二年他訪問大陸時，除了簽署上海公報之外，還表示「他願意犧牲台灣，因為一旦美中開始合作，台灣對美國就不再具有戰略重要性」。他甚至承諾在他的第二任期內會切斷和台灣的外交與軍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