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2002年成立，2018年正式揭牌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六都春秋電子報》執行編輯林艾專訪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人權園區導覽辦公室5位專業導覽人員，希望能從導覽員的眼光去重新認識人權園區的工作脈絡與甘苦經驗。
上篇從一個全新進入到導覽的環境中，慢慢遭遇人與人互動產生的掙扎與碰撞，最後看見這些過程背後的問題，以及尋找出路一步步前進的經歷為主要敘述；導覽員洪羿恒、胡鈞怡、游婷雯3位就是這般演變歷程最佳的寫照。3個月、2年、6年，這些時間的滋潤映照在每個人身上的影子都不同，探入人權園區的思維深度也當然不等。
從反省自我，到社會的思考，最後開展未來；在各種經驗的角度下，我們要如何解讀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面貌，本文就想試著從最開始的不解到理解這個階段說起......
洪羿恒：每一個嘗試都會是新的開始
洪翌恒，國家人權博物館導覽辦公室的新進人員；在仍會對受難者生命故事感到不捨和難過的學習路程不斷摸索前進著。
從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不熟悉到進入導覽的過程中，洪翌恒認為面對不同的人群，要怎麼說出他們想聽的故事是讓群眾產生興趣最重要的一點。對不了解白色恐怖的民眾來說，這段陌生的歷史，不論年齡，都是十分生硬的議題。要讓民眾願意開啟未知的大門，就要用一般民眾能夠理解，並且喜歡的方式，而不是一種再一次的被教授的形式；以學生的參訪為例，就好比換個地方上歷史課的概念。
在短短3個多月的導覽工作中，洪翌恒接觸到的人群相較其他較資深的導覽員也許少了一些，但洪翌恒透過重拾受難者生命故事，創造著屬於自己的軌跡。在這些軌跡中，一個很重要的亮點似乎指引著某個必然前往的方向；洪翌恒在導覽時偶然碰上了受難者家屬。
白色恐怖的生命故事都將留在我們記憶中
在和受難者家屬實際接觸和對話之後，洪翌恒表示，她重新感受到這些看起來很遙遠的生命歷程其實距離我們很近，並不是停留在某個時代的產物而已。這些特別的故事人物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只是在這些擦肩而過中，我們並不會在意誰與誰的過往，就讓歷史的脈絡任意地錯過；但也或許，下一個新的故事就會在某個轉角突然遇見也說不定。
透過每一次的導覽，洪翌恒想要傳達的是傾聽、包容、理解的信念；在一整個時代的籠罩中，事實上，受到迫害的不只是受難者本身而已，其實每個人都是時代裡的受害者。用二元的方式切割對與錯其實是一種暴力而不理性的角度；人其實是複雜、不可全然得知的個體，也就是沒有絕對的好人或者是壞人，比如在波蘭面對納粹時，我們又要如何解讀它的對與錯？
面對人性和複雜的問題時，我們已經習慣預先設立立場，把思考層面簡單化，然後誤解和刻板印象就由此而生，但這其實就是歷史真相愈探愈失焦的原因之一。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認真聆聽導覽；洪翌恒認為，群眾的熱情和用心是給予導覽員最好的反饋，而相較團客，散客抱持著更加濃厚的興趣也相對主動；這樣的遊客如今不斷的在增加中，洪翌恒表示從這些主動的遊客數量上升的狀態，就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已經慢慢的在改變。
用思考、批判、反省的眼光探索人權園區是和歷史對話很重要的條件，並且帶著傾聽、包容、理解的信念發掘歷史真相，同時也和社會互動，這就是從人權園區中能夠帶走的新的視野及養份。
胡鈞怡：理念與現實的拔河，沒有誰勝誰敗的區隔
「公務人員在威權體制下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胡鈞怡的家人本身就是軍人，面對家庭對導覽工作的反對， 胡鈞怡仍選擇堅定自己的立場，但也因此透過威權系統下的眼光重新檢視歷史。
在軍事法庭中，法官的判決到底應該要怪罪於國家體制還是法律體制？或者說，這樣的審判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對與錯？胡鈞怡在導覽軍事法庭時，曾遇到與因為軍事審判而和她發生爭執的民眾，爭執的問題點就在於：軍事審判到底是不是胡亂判決？當然確切的過程無法詳述，但胡鈞怡表示，法官也是人，也許在體制下他們就應該要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代表國家做出審判，這是他們不得已的處境，但也許在國家體制和人權利益之中會有更好的出路，得到不互相傷害的結果......
「你可以舉起槍，但是你可以選擇不要瞄準！」
2年多的導覽經驗中，胡鈞怡也曾遇到過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那是一個學生針對法官立場的問題：「為什麼不將法官的名字還原，放在法官席上？」胡鈞怡承認，她當下其實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思考過後發現，我們一直在突顯受難者的立場，但事實上，這些法官、律師甚至是法警，也都是這些歷史中的一部分，不應該被任何的立場忽略，可是我們一直在某種價值觀中打轉，沒有跳脫時代的框架檢視歷史，這是很值得反省和重視的一點。儘管如此，胡鈞怡仍然認為我們是人，應該有自己的意識和理念能夠適當的控制行動，所以「在體制概念中，我們都是小螺絲釘」這樣的概念其實不全然正確；比如納粹集中營的軍人偷偷放行猶太人的舉動，這都是在體制中能夠實踐的個人思想作為，也就是「你可以舉起槍，但是你可以選擇不要瞄準，哪怕差1公分也好」，面對都是同一樣物種的你我他，甚至是同一個家國的血脈親戚，我們也許能在兩難之中取其輕。
胡鈞怡表示，當國家暴力的遺址暴露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不只要避免威權的復辟，更應該去正視歷史的裂痕，國家的力量在其中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白色恐怖的隱晦和誤解是國家人權博物館自籌備處正式成立後，所要釐清和探討的問題。近年促轉會的努力就說明了國家對於轉型正義的實際行動。了解「轉型正義」不單是要促進一般民眾對於那段不堪的歷史了解，同時還要推廣轉型正義真正的意義和對未來的影響。從民眾對於歷史認知及議題探討的部分，就可以知道國家在針對這一部分的教育和普及性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以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的區別為例，許多人仍不明白兩者之間的差別。
在家庭和理念的拉扯之中，胡鈞怡如今已經能慢慢找到平衡點了，放心的追求理念下，我們要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姑息看不見的惡，不要停止質疑和反思，就是讓威權不再重蹈覆轍的關鍵；記得我們生而為人的身分與職責，就算在體制中我們都各有所在，這都是無可奈何，但要清楚我們不是國家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而已，我們能夠做到「我之為人」的基本態度和實踐。
游婷雯：統與獨，要怎麼面對白色恐怖的真面目？
6年時間說短是真的不短的時間，在博物館工作約6年時間的游婷雯，也是從對白色恐怖沒有興趣的開始漸漸循著歷史的軌跡，在此處回溯著過往的途徑。在人權園區中，游婷雯看見了台灣許多不同的面向。從豐富的導覽經歷觀察中，游婷雯認為群眾不會因為一次的導覽而改變觀念，但是會引起他們對於議題的興趣，也會加強某些特定群眾對於立場的贊同。而在導覽過程中，立場相左的人其實很少會陌路相遇，不太會發生因為立場不同而爭辯的情況；意外的是，看起來有相當理念的人士反而會當場表達強烈的意見。
激進的台獨份子會針對導覽的用字遣詞質疑和抗議，比如「中華民國政府是哪個政府？」、「妳為什麼不直接講台灣？」、「為什麼不講台語，用台語導覽？」等獨立色彩鮮明的問題，會在當下讓導覽過程火藥味十足，這是游婷雯提出的，讓人十分意想不到的情形。
不過除了激進的獨派份子之外，公務人員其實也是抗拒的對象之一；但針對這個部分，游婷雯表示可能是因為導覽太無趣、枯燥，所以讓他們沒有興趣也說不定。一般公務人員參訪如果有不想聽的情況，他們會選擇直接把耳機拿下來，而不會直接在導覽中言論對峙。國防部也會安排相關的培訓課程到園區參觀；某些軍官會認為部分的說法過於批判，不過，大多數軍士都不至於會有太大的反彈或反應。
偶遇受難者本人當下 訪客多震驚和訝異
游婷雯表示，民眾對於親身與歷史接觸的事實通常還是感到陌生，像是在園區內導覽時，偶然遇到受難者本人的當下，民眾都會有驚異和震撼的感觸。這代表了我們對於歷史還是沒辦法全然的投射自我，融入故事中與時空互動，不過和歷史面對面產生的不切實際感也是合乎常理的，相信這樣的偶然，會是經歷過的民眾生命中特別又難得的體驗。
從博物館籌備處到正式掛牌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之後，游婷雯清楚地觀察到人權園區的到訪人數一直在穩定而明顯的增加中，對類似議題有興趣的人也不斷地增多。人權園區為普及社會大眾的參與，以多元的角度推廣不同形式的活動，融入不同族群的元素試圖突破各立場的隔閡。比如近年的發展著重在親子家庭的互動、兒童人權的教育等；館方也發行了相關議題的繪本，為轉型正義教育打下基礎。
但針對這部分，游婷雯表示紀念人權園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曾經有發生親子團體放任孩童攀爬紀念碑、在水池裡丟石頭等危險行為。游婷雯提到，她當下有立即對家長進行了勸導，然而家長卻認為人權園區是開放空間並無不妥，甚至向館方陳述痛批「不讓孩子自由活動就是威權遺緒」。這樣的指控其實不僅對於園區是嚴重的傷害，更是一種欺辱工作人員的行為。游婷雯認為紀念碑本身就是一個莊重、哀悼的象徵，更遑論人權園區的教育價值。這樣的歷史議題其實相對深刻而沉重，把這樣的傷痛用輕鬆化的方式包裝反而會失去了人權園區獨特的定位與存在的價值感，尤其是對受難者的而言，宛如是另一種掩蓋真相的方式。
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之後，游婷雯認為人權園區勢必會具備博物館必須的功能，但在白色恐怖遺址中，要如何完整呈現白色恐怖歷史面貌以及如何感受當時歷史情境乃是不可忽略的重大任務。游婷雯提到許多人會誤以為人權園區主要談論的就是人權議題，在同婚討論的潮流中，就有許多人來詢問相關課題；其實，人權園區本身仍應該是以威權立場的人權探討為主要關切的面向。當然，開放社會大眾進到人權園區也是未來必然的走向。因此，在廣泛人權和歷史價值中要取得不偏不倚的立場是將來人權園區會繼續努力的路途。
後記：讓歷史和現實接軌，然後學習勇於面對
在我們認識和探索歷史的過程中，其實不能忘卻的核心價值是換位思考，不論是對於故事人物，或者是導覽人員；每個人都有摸索到理解的一段路途，就像我們碰到歷史問題時，也會不斷的疑惑和自我反省一般。
學習與被學習之間本身就是沒有界線的，導覽員和被導覽者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中一起追溯歷史，解析真相。在這個歷史場域裡，彼此活生生的與我們親自對話中，我們所要明白的是讓真相為歷史說話的這個關鍵。而立場，不能成為決定歷史的藉口。讓歷史和現實接軌，讓真相暴露在社會之前，然後學習勇於面對，就是我們所要共同努力的目的。
＊作者為《六都春秋電子報》執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