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甫發生的香港六九「反送中」遊行，或是「六四事件」40週年，中華民國作為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政體，似乎一直都有一份為民主發聲的道德義務，幸好我們的朝野領袖大多不怯於發表觀點。甚至其中格局宏闊者還提到，台灣要作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燈塔，如果政治領袖確實有這樣的自詡跟志向，無庸置疑令人感佩。但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平時不怎麼樣的政治人物，只要在敏感時刻，在修辭上運用一些令中國大陸當局感到困窘的民主語彙，似乎頭頂上就洋溢著高尚、博愛、民主、理性的光輝。
中華民國確實是開華人民主之先河，但已經站穩了華人民主典範的位置嗎？民主政治和開明專制孰優孰劣的辯論，有一個最核心的基本問題需要解決，民主制度假設民眾具有「理性思辨」，會將選票投給「可信任的人」，並透過「憲政與法治」，在政府和民眾之間架構出「信賴與授權」的相對關係。雖然民主政權在「短跑」競賽中，不一定比開明專制政權更有效率，但在「長跑」的狀態下，民眾的「理性思辨」與投票行為，可以制約住掌權者犯下滔天大錯的風險。
構築民主政治整座理論大廈的地基就是人民的「理性思辨」，而「憲政與法治」就是鋼筋結構，然而，台灣民主政治的可怕之處，在於許多人自認理性思辨而沾沾自喜，放任法治鬆動而毫不自覺。以下匡列出幾個例子，針對我們自身的理性程度提出叩問，讀者不妨逐題自問，我們真的理性嗎？
當有人揮舞著民調報告，用閃爍著智慧光輝的口吻指出，韓粉的組成結構是低學歷中高齡婦女，其他候選人的支持結構是年輕人與知識選民，我們聽完的反應是突然安心不少？幸好我們是比較高尚的一群？還是產生一陣悲憫跟疑惑，是不是我們這些鍵盤政治家這幾年佔據了社會公共論述的場域，忘了主動替某群人保有一個發聲的空間？
所謂的「低學歷中高齡婦女」，不正是在講許多人的奶奶跟母親？他們中高齡，代表他們經歷過真正的威權統治跟日治時代，看過奪命的戰爭砲火跟槍響，體會過真正的絕望跟悲情，我們自問何堪比擬？所謂「低學歷」，只不過是那個年代，謀生尚且不易，況乎讀書？而她們那一代人做女工換來的外匯收入，恰好被政府拿去蓋她們從未踏入的大學校園，所以有了後來高知識的我們。而今天，難道她們的內心有訴求，竟不配參與台灣的公共事務討論？
許多年輕人擔心自己的聲音不夠大，掌權者聽不進去，然而事實上，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年輕人的聲音很大，大到壓過了好幾個世代的人，大到享有所有陣營政治人物給予的優惠禮遇，大到忘記主動且善意的替其他世代留一個發聲管道，使他們的怨念集結乃至爆發，震動了台灣的政局。綜上，提出第一個叩問，如果我們是一群內心帶著優越感的年輕知識選民，不願意對其他世代的人釋出公共討論的善意，甚至去霸凌其他世代的議政空間，那我們自詡的民主，跟崇尚菁英決策，忽略凡人訴求的開明專制有何不同？ （相關報導： 台灣民粹政治崛起 德國之聲：明年總統大選恐失焦 ｜ 更多文章 ）
第二個場景來談法治，上週二是六四40週年，在一堆人在為對岸的命運感到哀悼跟悲鳴，並自稱要幫助中國大陸民主化之時，台北市議會上演著另一齣大家根本不在意的民主法治小劇場，市議員徐巧芯在市政總質詢對柯文哲市長提問，為什麼建管處會因為某些議員的壓力無法好好拆違建？柯市長不怒反喜，興奮的說，他早就想要公開透明了！人氣當紅的市長跟年輕議員，兩人看來對政治的開放透明有共同訴求而惺惺相惜。我們看到的反應是「柯P幹得好！」、「巧芯巧芯得第一」，還是發自內心的感到毛骨悚然？原來在我們華人典範中華民國台北市裡面，竟長期存有這樣的弊端？柯文哲推倒了藍綠的高牆，卻還沒有清出法治的坦途。我絲毫無意指責柯文哲，因為我想到更毛骨悚然的另一件事情，難道其他縣市沒有這些弊端嗎？難道其他縣市不用討論怎麼處理這些弊端嗎？多少暗流跟地下秩序影響著這個社會，而我們毫不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