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平而言，雖然我國已經建立的初步運作機制，但是仍有幾點挑戰和可改善的方向。首先，為討論明確法規是否有其必要性。目前行政院是根據行政命令與作業原則進行政策實行，其強制力弱於法律與條例等明確的法律規範，因此要擴大於其他中央一級機關與地方政府中的推動，有客觀條件上的限制。
其次，各機關落實情形因人因單位而異，由於各部會的自主性以及規範上的限制，各部會在開放資料的表現上往往因人而異，換言之，如果單位主管具有開放資料的專業與熱忱，可能該單位在開放資料的表現上會較符合民間期待，反之亦然。除此之外，各部會在盤點開放資料時，往往會害怕觸犯法律問題或開放不該開放的資料，而趨於保守評估，因此可能需要討論進一步改善相關免責的措施。
再者，從公務員個體的角度來看，由於本身的認知或是作業流程的限制，開放資料作業可能會造成額外的負擔，尤其是當主要業務已造成分身乏術時，要額外盤點開放資料與納入列管，這對基層承辦來說是附加的壓力。這層疑慮，可能要當政府全面導入資料治理的作為，公務人才可能以最輕鬆與無負擔的方式進行開放資料作業。
綜合以上來看，由於目前法規與人的因素，一個造就良性開放資料生態圈的機制仍有一段路途要走，特別是在法規上的鬆綁與改善，整體對開放資料認知的提升，以及最終的政府治理形態(資料治理)改變。
個人認為，我國目前開放資料的成績得來不易，是經過民間社群和公務人員共同努力的成果，在進行改善的時候，除了尊重目前的機制運作，更要有合宜的雙向溝通模式，否則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破壞了建立良性資料生態圈的基礎。
＊作者為專案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