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者的理由主要是４Ｇ的投資尚未回收，難以再對５Ｇ投資；而ＮＣＣ則改稱台灣「畢竟不是標準的制定者」，做「聰明的追隨者」就好，令許多關注台灣科技產業的人訝然。直到今年四月接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陳其邁在臉書上發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行政院正加快腳步，希望能夠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完成５Ｇ的建置」，才又看到政策轉回積極面。
在這些轉折中，不禁令人懷疑，５Ｇ到底能不能帶來經濟利益？如果可以，為什麼國內電信業者不熱中？如果不能，為什麼國外電信業者積極投入？
要揭開這個謎題，就必須正視５Ｇ經濟學裡一個最重要的矛盾：５Ｇ真的可以大幅提高國家競爭力，產生巨大的ＧＤＰ，但是對電信業者本身卻不見得有好處。這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而是全球的通則。
隨著通訊技術的進步，消費者使用的數據量也不斷增加，但是每單位數據量必須支付給電信公司的費用卻同時大幅降低。兩個因素綜合起來，電信公司可以從每個消費者賺到的流量使用費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略微減少。
解決業者投資５Ｇ賺不到錢的困難
根據統計，從二○一二年到一六年美洲與亞洲電信公司的「每用戶平均收入」（ＡＲＰＵ）下降為原來的八五％，在歐洲則甚至下降到六五％。
研究報告顯示，從４Ｇ進入５Ｇ時，消費者更換手機的速度將比從３Ｇ進入４Ｇ時略慢。亦即電信公司愈是投資新世代技術，從消費者賺到的錢反而愈少，無怪乎國內業者不急著推展５Ｇ。
５Ｇ領先國家如何克服上述阻力？如果我們觀察５Ｇ領先國家，會發現它們有幾個共同的特色：第一是認知５Ｇ的經濟力主要來自產業應用，而不是消費應用，因此會同時伴隨著大力發展智慧工業、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應用；第二點更重要，在第一時間認知到基礎建設的投資者（電信產業）與未來的受益者（其他產業）不同的矛盾，因此必須創造讓電信業者有意願投資的條件。
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主要有：補助、國有化或法規強制等幾種。著名顧問公司德勤（Deloitte）在一八年的研究報告《５Ｇ：領先十年的機會》（5G: The chance to lead for a decade）中特別指出，這些都不是有效率的方法。它對美國的建議是建立「輕法規」（light-touch regulation），一方面減低電信業在做５Ｇ建置時的阻礙，一方面讓電信業有機會和垂直應用產業談出新型態的合約，以便「替使用者把利潤有效率地歸屬到基礎建設的投資者」。
美日歐走輕法規道路
美國政府一度考慮由國家建置５Ｇ網絡，以解決這個投資矛盾問題，但最後從善如流採取了輕法規的政策方向。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阿吉特．白（Ajit Pai）更多次在國內外的場合強調輕法規對於美國推動５Ｇ的關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