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台灣正在盛大舉行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的同時，英國電信商ＥＥ在倫敦、愛丁堡、伯明罕等六大城市同時開啟了５G的商用服務，帶領英國正式進入了５Ｇ時代。然而ＥＥ一方面宣布「暫不銷售」華為５Ｇ手機，一方面卻被攝影記者在發表會上拍攝到華為的設備，引起不少議論。
華為專利數量不一定與實力成正比
在此同時，傳出又一家大廠──全球最大晶片設計工具供應商新思科技（Synopsys）停止提供華為軟體更新。根據日本《朝日新聞》二十九日的報導，在美國開始限制華為、中興設備進口之後，華為手機在日本的市占率也快速地從原來的一五．三％降到五．○％。而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則在接受訪問時反擊說：「５Ｇ技術，別人兩、三年肯定追不上華為。」華為的５Ｇ專利數量是世界第一。
種種報導，不禁讓人困惑，華為現況到底是強是弱？
其實專利的數量和實力雖然有關，卻不一定成正比。一個專利效用多大，在於它是不是「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意指要做成某件事情就不得不使用的專利；或是不是「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意指要符合某項標準時就不得不使用的專利。否則雖有很多專利，別人卻不一定要用，專利再多也只是裝飾門面。
華為相對於５Ｇ有多少封鎖性專利和標準必要專利呢？有兩個方法可以知道：一個是一一檢視它所有專利的技術內容，但是更簡單的方法是直接從結果判斷──如果華為真的有很多封鎖性專利和標準必要專利，那麼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只要停止專利授權，美國的５Ｇ推展豈不全面停擺？
實際上情形恐怕相反。根據中國《新浪財經頭條》的評估，未來中國每銷售一支５Ｇ手機，仍須向美國高通（Qualcomm）公司支付十三美元，比４Ｇ時代更高。
產品方面的邏輯也很類似：如果華為產品的技術真的領先全球數年，其他國家不使用華為產品，５Ｇ服務的推展就必須延後。那麼在貿易戰中，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中國威脅不賣華為的５Ｇ產品，而不是抗議美國對華為的禁令。
ＮＣＣ原態度消極，陳其邁扭轉方向
華為的產品自然有其競爭力，但主要應該是在於價格而不是技術優勢。從發生的事實來判斷，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很明顯了。
然而，對台灣而言，更大的問題恐怕是自己的５Ｇ發展。台灣的５Ｇ政策真的可以用一波三折形容：最早的政策是產官學積極合作要爭取「第一波領先地位」；到了去年九月，在國內電信業者集體的抗議之下，國家通訊委員會（ＮＣＣ）「從善如流」地暫緩５Ｇ釋照時程，不再爭取領先。
業者的理由主要是４Ｇ的投資尚未回收，難以再對５Ｇ投資；而ＮＣＣ則改稱台灣「畢竟不是標準的制定者」，做「聰明的追隨者」就好，令許多關注台灣科技產業的人訝然。直到今年四月接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陳其邁在臉書上發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行政院正加快腳步，希望能夠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完成５Ｇ的建置」，才又看到政策轉回積極面。
在這些轉折中，不禁令人懷疑，５Ｇ到底能不能帶來經濟利益？如果可以，為什麼國內電信業者不熱中？如果不能，為什麼國外電信業者積極投入？
要揭開這個謎題，就必須正視５Ｇ經濟學裡一個最重要的矛盾：５Ｇ真的可以大幅提高國家競爭力，產生巨大的ＧＤＰ，但是對電信業者本身卻不見得有好處。這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而是全球的通則。
隨著通訊技術的進步，消費者使用的數據量也不斷增加，但是每單位數據量必須支付給電信公司的費用卻同時大幅降低。兩個因素綜合起來，電信公司可以從每個消費者賺到的流量使用費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略微減少。
解決業者投資５Ｇ賺不到錢的困難
根據統計，從二○一二年到一六年美洲與亞洲電信公司的「每用戶平均收入」（ＡＲＰＵ）下降為原來的八五％，在歐洲則甚至下降到六五％。
研究報告顯示，從４Ｇ進入５Ｇ時，消費者更換手機的速度將比從３Ｇ進入４Ｇ時略慢。亦即電信公司愈是投資新世代技術，從消費者賺到的錢反而愈少，無怪乎國內業者不急著推展５Ｇ。
５Ｇ領先國家如何克服上述阻力？如果我們觀察５Ｇ領先國家，會發現它們有幾個共同的特色：第一是認知５Ｇ的經濟力主要來自產業應用，而不是消費應用，因此會同時伴隨著大力發展智慧工業、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應用；第二點更重要，在第一時間認知到基礎建設的投資者（電信產業）與未來的受益者（其他產業）不同的矛盾，因此必須創造讓電信業者有意願投資的條件。
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主要有：補助、國有化或法規強制等幾種。著名顧問公司德勤（Deloitte）在一八年的研究報告《５Ｇ：領先十年的機會》（5G: The chance to lead for a decade）中特別指出，這些都不是有效率的方法。它對美國的建議是建立「輕法規」（light-touch regulation），一方面減低電信業在做５Ｇ建置時的阻礙，一方面讓電信業有機會和垂直應用產業談出新型態的合約，以便「替使用者把利潤有效率地歸屬到基礎建設的投資者」。
美日歐走輕法規道路
美國政府一度考慮由國家建置５Ｇ網絡，以解決這個投資矛盾問題，但最後從善如流採取了輕法規的政策方向。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阿吉特．白（Ajit Pai）更多次在國內外的場合強調輕法規對於美國推動５Ｇ的關鍵性。
當然輕法規不等於無法規，如何活化與鼓勵投資，但同時又適切地維持公平性與透明性，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絕對比什麼都限制的「重法規」更加困難。但對任何有競爭企圖心的國家，這就是執政者和立法者的重大責任。
綜觀幾個５Ｇ領先國家，中國無疑可以走國有化和法規強制的道路；南韓則因電信公司往往屬於大集團（如ＳＫＴ與鮮京集團），５Ｇ總體利潤歸屬只是左右口袋的問題，也簡化了經濟利益分配的問題。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則大體走自由化經濟的輕法規道路。
台灣在５Ｇ的競爭中要走哪一條路？如何走得穩？接下來將考驗政府、產業和全體人民的智慧。
但第一步，我們必須先正視５Ｇ經濟學裡最基本的投資矛盾問題，也必須認知推動５Ｇ（或其他任何科技產業）不只是建示範場域、設補助條例就可以，如此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競爭力。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我們終於看到了正向的發展，立法院也終於在五月三十一日晚間完成《電信管理法》三讀程序。台灣回到競技場，接下來的挑戰才要開始。
基地台建置是下一個關鍵
頻譜一旦競標釋放後，首先遇到的問題是：人人都要５Ｇ的方便，但是都希望基地台「別在我家後院」，地方政府也必定會有各種雜音與意見。如何讓基地台建置順暢、各種建置成本合理，是最大的挑戰。
另外也會有垂直產業與電信業在頻譜與網路的權責如何劃分、商業模式與合約如何建立等等問題。這些將與各項子法的起草與審核，同為接下來半年台灣重大的準備工作與挑戰。這些問題在美、韓、日、英等國也都已經遇過，並非沒有前例可考。只要我們的執政、立法與產業各部門能夠認清問題、精準掌握方向，並非沒有希望彌補回蹉跎掉的半年多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