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出得去，人進的來，高雄發大財！」—這接地氣又庶民語言的競選口號， 激起老百姓對台灣經濟現狀停滯的無奈與不滿，也把「韓總」順利拱進高雄市府。 如今的「韓市長」在各方期待關注下推動市政，動輒得咎，著實背負不少壓力。 期許韓市長能堅持並為現今的台灣政治生態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及務本之道！
縱觀韓市長上任以來，為實踐其競選承諾，從農漁產品的推廣，到高雄市的觀光行銷，在其韓流光環下，已帶動多方關注及討論。另就高雄長期以來年輕人力北漂或外謀生活，韓市長以其經營企業的眼光於競選期間提出「青年創業」議 題，希籌措新台幣一百億的「青創基金」，為高雄留住人才也增加就業機會、並帶動當地產業發展。上任不久即至鄰近地區如新加坡、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取經，期盼在資金、人才及投資環境改善下，能有助當地青年創業。數週前更遠赴 美東西兩岸，參訪學術單位，會見僑胞，瞭解科技產業並鼓勵其等來高雄落腳。 這一系列規劃，立意著實甚好，因而引起個人諸多興趣及回憶，筆者願以三十多年創投界老兵，及在美、中、台三地逾百家科技公司投資人的身分，在此分享一點經歷。
回顧台灣創投專業的形成及蔚為風潮，始於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興盛於九〇年代。筆者早年追隨李國鼎、趙耀東、吳梅邨、葉萬安等先生，見證了當時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及產業的升級。台灣能有今天厚植於民的產業實力，觀察李資政當年的遠見、規劃及趙部長等人的執行，確實有所貢獻！李、趙、吳、葉等先生的卓越眼光，筆者觀察有三：
其一，在對國家長期發展觀察的選擇中，找出台灣的競爭優勢，並制定相關的母計畫及子計畫。此類計畫需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六〇年代以前係以農業部門支持工業發展，以工業部門發展輔助農業生產力提升。農工平衡發展策略解決了美援停滯後的農業人口過剩問題，具體執行單位如美援會的投資組、經安會及農復會……等單位，並適時通過如獎勵投資條例、外國人及華僑來台投資條例及加工出口區設立條例……等法規，完整了台灣初期工業投資環境的預備。
藉由此政策的推動，台灣在一九六五年後快速建立起以出口為導向的消費性電子產業，逐步累積國內資本，創造出廣大大學理工科畢業生及工程師、技術工人等就業機會，漸漸形成了電子業加工的供應鏈，也開始孕育第一代的創業人才，此期大約由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八年止。
其二，適時調整，持續明確的國家產業方向。七〇年代末期，台灣已成功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外交政治上，退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這些困境都無法阻止台灣經濟活力的邁進；伴隨著冷戰結束，大陸門戶開放，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崛起，台灣可享原有的競爭優勢不再。因而產業升級成為政府及產業界的共識及迫不及待的行動。具體實施如：產業升級條例、科學園區設立條例、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整合、生產力中心的重整、對策略性重大生產事業的特別鼓勵，及創業投資事業設立…等條例，開始 了台灣資訊產業的起步、發展、壯大，進而在某一時期國際市場上獨領風騷。
第三，以外銷出口及國際市場為導向，密切注視評估台灣內外部競爭力。台灣當初消費性電子產業及後來資訊產業的設立、發展，均以全球市場為規劃，並無所謂的南進、西進、北進或東進之分，著重於產品的品質、特殊性、效能、價格及新一代產品推出的時效性…等。若能掌握這些要點，可謂走遍世界無敵手，回想八〇年代末期，延展整個九〇年代，台灣有多少產品位居世界第一，我們的桌上型電腦、顯示器、主機板、機殼、鍵盤、映像管、IC 設計、封裝、半導體製程 等，都是世界相關產業學習、吸收、模仿的對象。然自九〇年代後期起，以經濟為主軸的國策逐漸式微，這也是台灣淪為今日貧窮、羨慕快速致富及金錢遊戲普及的緣由，如此不知務實的社會風氣，談何台灣再次強大？
八〇年初期的台灣，國際情勢窘困，加以先天資源有限，因此每一項政策性的設定都必須做出慎重的選擇。二戰後的美國是各項科技及產業的領頭羊，東西方冷戰的壁壘，亦給當時的台灣提供了與美國特殊的關連性，更讓台灣有諸多美國工業科技資訊及財經、企劃等各類人才的培育機會。早期的旅美華人、學界及僑界，清一色偏向並支持台灣，當時可以說在美擁有極大的人才庫，李先生等有鑒台灣升級的困境，因而開始思索如何提升台灣產業結構，換言之就是藉由「資 金」與「人才」的結合，把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技術及人才引進台灣，並與台灣已有的工業平台結合，進一步更改善台灣的產業結構。
筆者於一九八三年服務於經濟部，隨同李國鼎、吳梅邨先生赴美學習考察創投業務，之後再受指派，赴美 Auther D. Little 公司學習工業投資計劃、管理與追蹤等學科；返國參與制定台灣創投管理辦法，暨新竹科學園區投資業務等工作，在台灣科技產業起飛的年代躬逢其盛。回憶當年正直青春年華，同輩人才輩出，現今多為各產業界的翹楚。凡此均感念當時政府各級首長的魄力及有計劃性的培養，試問今日政府及各級施政者，在培育人才上是如何規劃、栽培並進行的？
筆者任職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期間，多次派赴美國出差，從東岸波士頓 128 號公路，南至紐約、北卡研究三角洲及西岸灣區矽谷等地區，有計劃的拜訪各科技公司。在實施出訪各科技公司前，首要是先行確定園區短、中、長期的發展計畫，此發展計畫與國家重大策略性工業計劃必須互相配合，瞭解台灣在整個供應鏈上所需補強引資的對象為何？例如，當時已有全國性半導體發展計畫及台積電 設立的規劃，但其產能如何銷售？客戶為何？特別是台積電係為國家重大計畫， 負有相當程度扶持本地 IC 設計公司的生根、發展、茁壯等責。
因此園區委託位於加州矽谷的Data Quest 顧問公司，選擇約 130 多家的 IC 設計公司，研究其來台應用台積電產能或設立其子公司，或與台灣本地企業合夥成立合資公司的可能性， 之後每季受局長李卓顯先生之命定期專訪；此外並與南加大設立高科技企業經營人才培訓計劃，訓練國內高科技公司經營管理人才。更與清華、交大、工研院合作，設立 IC 實驗工廠，培訓基層作業人員。如此有計劃的行動，致使園區設立公司的數目，於數年內增長數倍。(記憶中在 1985 年初時僅 30 餘家，至 1990 年時增至 150 家左右。)此外，期間並多次與企業主及相關單位主事者聯手參訪， 為台灣產業尋找出路及合作機會，記得每晚於下榻旅店，不是交際應酬，而是彼此商談產業對策，為國家經濟謀求出路。
而上述所舉李資政、趙部長及吳、葉、李等諸先生，其所擁有之共同特質為：一、在其所處的專業領域內，擁有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二、均擁有世界觀及綿密的海內外關係。三、奉公守法、謹守職分，無貪念私財暨圖利自身之慾望。四、不蓄私人拉幫結派，任人唯德，求才若渴。五、愛國家(中華民國)，敬領袖(兩位蔣總統)，親土地(台灣島)；因而肯犧牲奉獻。每想到此，深感台灣的經濟奇蹟實在不是徒然產生的。
在面臨 2020 年大選前，不論韓市長決意留任高雄，或更上層樓，對於將來產業發展必須：
一、完善國家整體的產業發展方向，擬定重點策略性工業、區域發展配合及適合區域發展的重點產業，並配以有效的獎勵條件，將可能的資源（人 力、財力、國內、國外、政府、民間）導入所欲發展的產業內。二、配合整體的國家發展母計劃，產生適合區域產業發展的子計劃，嚴謹規劃並配以地方資源及 國家補助，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徹底實施。
三、當確定了地區性的發展計劃後（如高雄），當改組現行組織架構，加強或重組、授權，嚴格監督選拔適用人才，訂定時效性的KPI，按圖施工並據以募集創投資金。以百億新台幣創投基金為例， 它僅是一種子基金，應利用其特殊地位，結合國內外其他創投基金，就高雄地區意欲發展的產業適時投入。無論愛情觀光產業，精緻農漁產業或高科技產業，一個完整的地區性產業鏈的觀念必須清楚展現，而此等產業鏈的關鍵，正是此領導性創投基金投入之所在。
四、當有此目標投資項目後，儘速公佈於海內外社會，並期引發有心創業的團隊或相關企業的討論。作法如下：
(1)創業隊伍可能擁有專業技術和知識，但亦可能缺乏營運、商品化…等經驗。因此需協助新創隊伍，尋求顧問團隊的幫助，(這可由此一產業相近有關的退休人才庫中尋覓)，顧問必須承諾帶領創業隊伍完成營業計劃書之撰寫，詳細制定KPI及完成時間表，向種子基金提出申請並種子基金的投入，之後更有能力輔導經營隊伍接洽、說服有關創業基金，及時獲得下一階段資金導入。
(2)結合當地大學的法學院、商學院 教授、學生，及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等，就法規、商業運作…等提供協助，同時亦期有關專業學科的學生及早進入、熟悉創投實戰作業及獲取公司成長、經營的經驗。回顧那個為台灣成功奠基的年代，現今有太多優勢已流失，時空不再，同時 亦感嘆目前的時局更為險峻。回想當時成功的利基點：
一、國家定位明確，無政黨及意識型態的內耗。
二、產業策略發展清晰。
三、投資環境（稅制、政策、獎勵條例、教育環境）齊備及適時調整。
四、海內、海外人才庫充裕。
五、政府相關決策及智庫單位（如工研院…等）都幹正事並發揮效能。
六、好的執政團隊及技術官僚（清廉、識大體、守分寸）。上述條件皆因時空背景更迭，有些可能不再，但清楚的計畫及方向是不可或缺的！雖然政局氛圍常令人沮喪，但台灣過去在民間及產業奠定的基礎，還是充滿朝氣，期許有為的政治人物，能大破大立開創新局！
面對目前內外混亂的環境，不失望也不沮喪，為著奠基國家再次長遠發展的基礎，能堅定的站住，並適時交出讓全民凝聚信心的成績單。
＊作者為現任美國NPIC董事長、前TAMC創投公司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