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部分，在此想再提出關於日本人的「善意」的問題。在本書中也提起過許多次，無論是否對滿洲國的理想產生共鳴，我想這些努力讓滿洲國存在的日本人原本應該並非帶著「惡意」參與這個事業。也許這是我身為日本人的偏見，但我認為這些參與的人，應該都是基於「善意」的出發點。同時，對於本身的「善意」以及與「現實」的差距，也絕非渾然不覺。曾任總務廳次長的古海忠之在其建國10年以來的統治經驗中，如此憶述道：
站在這個國家的指導者立場，確實能感到位居中樞的日本人所面臨的「善意的惡政」的考驗。亦即，用日本的意識、性格、方法企劃執行的結果，卻往往走向失敗。（古海，〈建設十年的回顧與將來的展望〉，《滿洲建國側面史》）
即使察覺到惡政與失敗的事實，卻因為出於「善意」之故，仍舊堅持日本的行政比滿洲還要來得優越，而從未檢討改善。這種因為出自於「善意」而將滿洲國的統治正當化的論調，到了戰後仍然根深蒂固。例如，高工太平對於當時的生活，以如下的方式做結論：「滿洲國的政治對居民並非不好，只是在行政上欠缺同理心」，「尤其是法規的任意制定，讓滿洲人對於無法法治化的狀況感到不滿，甚至以『法匪』稱呼日系官吏，對於殖民地行政的不熟悉，成為日本人善意的過失」（高宮太平，《順逆的昭和史》）。
「善意的惡政」或曰「善意的過失」——是否因為出自於「善意」，一切就能獲得赦免？關於這方面值得探討的部分還很多。在此僅引用溥儀在其自傳中引用《尚書》的一文加以思考。
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自己造的孽，無論是出於怎樣的「善意」，終究無法逃開。
最後，這個曾經存在、卻消失解體的滿洲國，應該如何定位其在歷史上的意義呢？
滿洲國，伊藤武雄以「幻造國家」稱之，這個近代日本所創造出來的人造國家，原本應是某種烏托邦的理想，卻以最慘烈的現實之姿誕生。打著王道樂土與民族協和的大旗，混亂日本人的道德感，麻痺自我對於其他人種的感受性，是不可遺忘的錯誤。如滿洲國最後的總務長官武步六藏最後所不經意說出口的心聲，「滿洲國，其實只是陸軍的機密費罷了」（武藤富男，〈寄託滿洲國的夢〉，《思想的科學》，1963年12月號），也就是說，滿洲國說穿了恐怕只是陸軍機密預算下的產物。或者應該說，近代日本的歷史，從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這一連串的趨勢中，這都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或者說，滿洲國是日本與中國、蘇俄等鄰國之間關係下的一種凝縮的產物。又或者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共產主義正獲得極大共鳴的時代，滿洲國才獲得孕育出生的養分。也就是說，滿洲國與20世紀的各種課題，如世界大戰、革命、民族、亞洲、自壓迫中解放等問題環環相扣，息息相關。由這個角度思考，探討滿洲國的問題，就等於探討了近代日本的問題，也等於探討了20世紀這個時代的問題。
奇美拉，13年5個月的生命，就這樣隨著「帝國日本」一同幻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