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民政事務司司長何志平在紐約被控多項賄賂罪罪成的案件，即將在本月二十五日宣判刑期。二○一七年十一月，當時任職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何志平在美國被捕，遭指控為中國華信能源公司向非洲國家高官行賄。
和孟同遭美控告，中方反應大不同
三月十一日，辯護律師團隊為何志平遞上一四九封求情信。其妻子、台灣前女星胡慧中親筆寫的求情信被公開，言辭懇切，當中的人情冷暖，更令人唏噓。信中寫道：
尊敬的法官，我可以很誠實地告訴您，在我向志平的故友舊交、請他們為志平的為人及誠信寫支持信時，其中大多數是曾經志平幫助過的人，有的朋友很樂意，有的不回答我，也就是拒絕幫回何志平，因為害怕得罪美國政府，因為志平落難了，因為覺得志平日後沒有前途，沒有再可以利用的價值了。
這裡「拒絕幫助」的人指誰不得而知，但當年招攬何志平加入港府的前香港特首董建華、招攬他進入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董建華「家臣」路祥安，以及在何志平任局長期間擔任行會召集人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均未有寫信求情。
根據胡慧中的說法，那些拒絕幫助的人是認為何志平已沒有「利用價值」和害怕得罪美國政府。然而，身為中央政府高官，董建華、梁振英（均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等人不寫求情信，大概還有極力撇清何志平與中國的關係之故。
做為同時手持香港居民身分證和中國護照的「香港中國人」，何志平和孟晚舟在差不多的時間被美國控告，中國的反應截然不同。孟晚舟事件，中國不惜大打外交戰和輿論戰，還抓了兩個加拿大人施加壓力；對何志平卻是冷淡之極，外交部從來沒有為何志平「喊冤」，也極少被記者問到何志平的案件（記者會的問題大都是預先安排的）。
善用香港制度，力推大灣區整合
同是「為國捐軀」，中國對何志平和孟晚舟兩張面孔的背後有很多原因。一種解釋是，孟晚舟雖然持香港身分證，但她是大陸權貴，身分證只是為了出入便利，無論香港、中國政府、甚至外國政府都沒有把她當成「香港人」；相反，何志平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中國政府也沒有把他看做「中國人」。
另一種解釋是，孟晚舟是中國科技龍頭產業的最高層，是「民族的驕傲」，即便涉嫌非法勾當也要力保；而何志平為中國能源公司與外國穿針引線「幹髒活」，被捉了「影響國家形象」，大可撇清關係。
這兩種解釋都說明了中國「充分利用」香港的兩個層面設計：一個是制度層面，即中國人利用香港的制度（如孟晚舟）以及西方國家對香港制度的認可；一個是人事層面，即利用「香港人」的人脈（如何志平）。前者是基本國策，要長期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不可替代；後者是逐漸取代，中國自己建立人脈之後，香港人的人脈就只是錦上添花而已了。
中國當然不希望為了何志平這個注定要被「逐漸取代」的棋子而影響到國際對中國的觀感，從而削弱香港制度層面的獨特性。可是由於近年來香港、中國和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香港制度層面的獨特性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挑戰。
對中國而言，習近平力推「大灣區」，試圖把香港整合在珠三角中，要把香港深度融入「一小時生活圈」。香港被定位為「四大中心城市」（與廣州、深圳、澳門並列）之一，成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這個規畫定位對香港來說有點哭笑不得，因為香港遠在中國開放和大灣區之前就一直都是這樣的中心城市與樞紐，根本用不著再規畫。現在確立如此定位，對香港最大意義只是限制其他珠三角城市在這些方面與香港競爭而已，換言之是「保護性的規畫」。
雖然中國強調，香港一國兩制不變，但從經濟和人員流動看，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地區的交往只會愈見頻密，邊界也必然進一步模糊，很難避免外國逐漸把香港視為一個「大灣區城市」。香港注定從先天獨特的國際城市，逐漸淪為大灣區中一個在中國扶持下稍具獨特性的城市。
北京加重箝制，香港獨特性褪色中
對香港地位最佳的保障莫過於三個：第一是金融與商業的發達；第二是與西方接軌的法律體系、政治制度；第三是對言論和人權的保障。這都是香港保持「西方城市氣息」的關鍵因素。而現在，多少由於「港獨」思潮崛起，香港政府大力收緊政策，後兩者都在逐漸褪色中。
最近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二○一八各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18），當中香港的部分，指責香港最近一年取締香港民族黨、驅逐因邀請香港民族黨發言人到外國記者會（ＦＣＣ）演講而被取消簽證的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取消自決派人士參加香港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等，都已經損害了言論自由和參政自由，無視公民權利。
最令外國擔憂的還是最近香港政府突然強推修訂《逃犯條例》。香港政府以一香港女子在台灣被殺，嫌疑人逃回香港無法引渡到台灣為由，建議修訂條例，把逃犯移交可一次性適用於包括台灣在內的「香港以外中國其他地區」。
修《逃犯條例》，牽動美對港政策
醉翁之意不在酒，條例實際是希望「填補漏洞」，能把「嫌犯」從香港遞送到中國受審。這不但對香港政治敏感人物以及商人存在巨大威脅，對在香港生活和旅行的外國人同樣如是。法例修訂後，類似中國孟晚舟這樣的外國大公司高層，就可能在過境香港時，被捉起來送到中國去。
因此，對外國人而言，修訂《逃犯條例》比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帶來的震撼更大。後者即便會收窄香港的自由，但還能依賴香港的司法系統保障權利；前者則可以把人送到中國這個法律體系、保障與西方格格不入的地方。美國商會帶頭反對，就連一向發言謹慎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也在香港電視節目中威脅，修改條例可能影響《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的實施，美國不排除視香港為單獨關稅區以及與中國不同的科技輸出管制區政策。
在國際格局而言，美國外交路線已大幅逆轉，重回二戰之前的現實主義思維，強調大國之間的競爭。從香港開埠開始，在港英治下，香港都用「中間人」的經濟模式運行。香港在移交中國之後能維持「不中不西」的獨特地位，繼續「超級中間人」角色，則完全基於美國（和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如果美國一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甚至敵人，香港的獨特地位又怎麼可能維持呢？其他西方國家都看美國臉色，美國如果取消對香港的政策，其他國家也必然跟上。雖然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說取消了《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也「不會完蛋」，這顯然只是自我壯膽。
毋庸置疑，現階段香港的獨特地位對中國還是有利的。如何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可不能光靠棄子就可以了，中國與香港都需要思考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