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台灣發生二二八屠殺，有無辜民眾遭射殺血洗的歷史，亦有年輕人拿起武器力抗國民政府軍隊砲擊鎮壓，即便只有鋤頭鐮刀、陣頭法器也要保衛家園的歷史，其中一段就在當年來台監察委員楊亮功報告所云「反抗最為激烈」的嘉義──這段歷史課本向來不提，官方報告也說和平談判代表是受「皇民奴化」、民軍則被抹黑為「海外歸來的流氓」，而曾就讀台大歷史研究所、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長李思儀，便在她的碩士論文為這場被污衊的戰役平反。
「台灣人在二二八不是單純受害，我希望討論悲情的另一面。」李思儀說。1947年的台灣年輕人兩度面臨所謂「祖國」神話幻滅，過去「祖國」日本教的日語再也不能用了，要學一套新的，但新來自稱「祖國」的中華民國又是政治腐敗的政權，加上二二八鎮壓地方完全失序，年輕人不得不起舉起武器捍衛自己的家園。
身為二二八事件第一現場的嘉義噴水池，有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代表如陳澄波、潘木枝無辜受牽連刑求槍決的悲情歷史，亦有年輕人號召為自己想要的世界而搏鬥的一次努力，而李思儀為這段抗爭平反，正是希望台灣人看見自己的歷史與自主性。（備註：本文封面圖片為台北二二八事變，之後引爆全台抗爭）
二二八事件警察逃跑引起地方秩序大亂 年輕人組織保護外省平民、民兵抵禦砲擊
1947年2月28日，台北發生查緝私菸失當、官民衝突事件，隨後在國民政府來台後因物價飛漲、政治腐敗造成的民怨，在軍方射殺事件發生後完全爆發，年輕人攻佔廣播電台號召全台起義引爆反抗，即所謂「二二八事件」。而後各地進行罷工罷市示威抗爭，軍隊開始砲擊、射殺一般民眾，全台灣陷入大失序。
而李思儀說，在秩序大亂、連警察都跑走、軍隊甚至對學校進行砲擊的當下，地方勢必進行組織自治，而在雲林、嘉義地區便有三路人馬開始動作：一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日治時期嘉義地區已有戰時動員組織，戰後知識份子則選擇加入三青團；二是學生自治會，召集力很強，當時嘉義中學、嘉農等的老師也曾親自帶學生維持治安甚至參與水上機場行動；三則是地方仕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張與官方談判解決事變。
李思儀解釋，二二八事件的民眾行動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民眾對經濟不滿、官員不滿而有騷動，第二階段則是市參議員決定維持秩序進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地方的人也要自衛，加上當時國民政府軍隊鎮壓曾砲擊嘉義中學，人們發現官民武力相差太大，這些威脅更加深反抗力道。而雲嘉地區行動可分為以下3個部份：
1. 自治：混亂時候外省官員離開崗位、警察逃走，因此地方民眾決定一定要讓地方能運行，加上當時缺米嚴重，人們會想把米倉的米拿出來分配給窮人，地方產生一些經濟上的自立救濟。而二二八事件發生初也有部份外省人尋求避難，處理委員會便將外省人保護於中學、公會堂等機關。
2. 自衛：因為警察逃走，當地學生與年輕人便充當臨時的警察，在每個鄉鎮街口進行來守衛。
3. 武裝行動：因為擔憂國民政府軍隊衝出來攻打市民，民兵包圍嘉義水上機場、雲林虎尾糖廠飛機場等駐地。這過程也有民兵希望可以用飛機飛到東京去尋求救援，但因為戰後飛機沒有修復，決議最終沒有成形。
只有陣頭法器、鋤頭也要挺身保衛家園 茫然「戰中代」處境：他們沒那麼相信「祖國可以帶來新的未來」
武裝反抗部份，李思儀說當時人民擁有的武器極少，頂多帶著日本刀就上接了，「可以想像帶日本刀是近身防衛的，根本不是想要攻下飛機場。」當時也有一些身為「兄弟人」的地方青年甚至帶著宋江陣的法器就上陣，這些法器當然是殺傷力低落。
武力較佳的，或許就是學生們在學校、鄉村蒐到的日軍遺留武器，當時開著卡車載去砲擊水上機場；戰力最強的是水上機場外圍第一排鄒族部隊，係日治時期被征召到海外的日本兵，有實戰經驗，穿著日軍軍服就下山來幫忙了。「有些國軍記錄、政府後來報告說好像有日本人參與武裝抗爭，但其實不是日本人來幫忙，他們只是剛好穿著軍服。」李思儀說。
多數參與者雖然是沒有去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的年輕人，最多只受過防空訓練，連拿槍都不會，但為了保衛家園，年輕人一一挺身而出。李思儀說，年輕人是從廣播電台聽到二二八事變狀況的，「鄉下地方就是村裡那台收音機，會播嘉義情況，整村年輕人就會聚在收音機旁邊聽消息，聽到嘉義狀況很危急就希望各地來營救嘉義……」
談起當時參加反抗的這群年輕人，李思儀說他們是所謂的「戰中代青年」，約莫出生於1930年完全受日本教育、跟李登輝同年的那代，他們從小受到日本教育，對台灣母語也可能不太會講，接著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看著台灣變成中華民國。有些聲音會質疑：這群年輕人在二二八反抗，是想回歸日本嗎？李思儀認為不是，而是對自身前途的茫然。
「他們在戰中其實很茫然，以前那套日文無法再用了，都要重新學，這對他們是很徬徨的事情……他比較沒有像前面那一代（日治時期）參與社會運動像台灣民眾黨啊、小林獻堂那一代的中堅份子，在這一輩比較沒有像前面那個世代那麼相信『祖國可以帶來新的未來』的想法……」
李思儀說，對於中華民國政府，這群年輕人一開始也是在觀望，直到發現中國好像真的像日本人講的「中國不那麼強大，日本教育有宣傳中國生活不好、士兵很差」，不滿與茫然也就此爆發──就李思儀所言，二二八武裝抗爭或許不只是單純的官逼民反，也是年輕人在看不到未來的徬徨下力爭一條出路。
國軍把台灣人看成「敵人」釀悲劇 農民穿著日本軍服也慘遭射殺血洗
雲嘉地區年輕人在二二八雖然將國民政府軍隊圍困於水上機場、也在雲林虎尾糖廠機場拿下佳績，但在3月11日軍方從台北赴嘉義空投物資後，水上機場軍隊便開始反攻，民兵不敵武力一一敗走，而當時被派往談判的處理委員會成員則全數遭捕，於3月18日前後陸續遭槍決公開行刑於嘉義車站前。
談起這批被處刑的處委會成員，李思儀說這可謂「池魚之殃」，當初民兵要給國軍斷水斷糧，處委會甚至是認定不要趕盡殺絕、還想送糧給國軍的。只是當時嘉義市區離飛機場很近，駐軍一進來就很迫近嘉義市，為了「穩定」嘉義市情況，於是「殺雞儆猴」當眾處死10幾個人。
期間也發生劉厝、雲林林內血腥鎮壓，李思儀探，當時虎尾機場駐軍要往坪頂前進過程經過林內，發現在耕種的農民穿日本軍服，以為是軍人就沿路射殺，這正是中華民國政府不諳台灣民情造成的悲劇──過去台灣人受日本統治，農民節儉繼續使用遺留下來的軍服，卻成了被射殺血洗的原因：「會把台灣人當『敵人』，他們接收『敵人』統治過的人民，那種敵對關係還存在於台灣……」
當時民兵雖然紛紛逃亡，嘉義中學人去樓空，這群曾經參與反抗的民眾在官方資料也被貼上「流氓」標籤，鄒族作戰台籍日本兵精銳部隊也被稱為「海外歸來的流氓」。對此李思儀解釋，其實「流氓」一詞是從中國法律傳來，在台灣的兄弟人本來只是地方團體、一群講義氣的人，二二八事件以後入獄被殺、群體從台灣社會脈絡被拔除，從此「兄弟」就跟「流氓」劃上等號，過去重義氣的兄弟人傳統也就此消失。
對於處理委員會成員，官方報告也說這群高知識份子是受「皇民奴化」影響，對此李思儀嘆：「他必須先去批評你曾經是日本人的身份，但這樣對台灣人很不公平，你明明是被清朝丟出去的、再去批評你是漢奸……」
被時任監察委員楊亮功評價為「反抗最激烈」之嘉義武裝反抗最終以潰散告終，甚至在官方報告被污名為「流氓」、「皇民奴化」逾半世紀未解。而後中華民國開啟白色恐怖統治，想改變國家的年輕人也紛紛入獄，台灣人留下最後的反抗力道，或許就是在二二八事件平息後2–3年內協助反抗成員躲藏，說他們是好人，或一些村民拒絕自首，如此說出自己的心聲：「我怎麼會有罪，我只是要保護我的家鄉，這有罪？」
「台灣長期沒有左翼的存在，對社會公平發展是失衡的」重談抗爭 找回台灣人自己的歷史
一段武裝反抗歷史，李思儀坦言一些口述訪談中有些參與者有後悔，他們會說「我原本沒有要參加，是大家帶我的」，而雲嘉地區反抗也比較不像台中二七部隊有鍾逸人、黃金島等代表性人物活下來說自己當年的抗爭，很難像二七部隊一般被傳頌──儘管如此，說起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李思儀說：「台灣人二二八不是單純受害，我希望討論悲情的另一面。」
李思儀認為理解武裝反抗歷史也能重新去理解台灣人的歷史形象：「我們過去認為台灣是一個歷經很多政權變換跟統治、島上人民沒什麼主體性的地方……我覺得去講人民自己的歷史，可以把台灣人自主性呈現出來，那有別於我們過去台灣史只會講到政權變化，應該有另一個面向去呈現人民怎麼面對新的政權、自己訴求發聲。」
李思儀坦言，教師圈子比較保守，一些同儕其實不敢跟學生談抗爭歷史，但二二八可以當成很好的教材，知道如今有的那些民主價值是台灣人過去為了價值所做的行動；台灣在日治時期也曾發展左翼思想，戰後因為白色恐怖風起、左翼被禁掉，台灣長期沒有左翼的存在對社會公平發展是失衡的，而去談反抗歷史，就是要改變這個失衡狀態：「戰後左翼的人被屠殺，這不要落入國共內戰邏輯裡，這只是社會理想追尋者之中有一方往左的方向前進。」
「反抗有很多智慧存在，怎麼判斷、決策我們都沒去學，像之前華航罷工，我們對罷工評斷能力只是『他應不應該罷工』，不是說他手段有何問題、工會發展狀況怎樣……」李思儀如此道出缺乏抗爭思辨的缺憾，而讓她比較欣慰的，或許是2018年赴雲林演講，有當地人開了眼界：「原來這是我們雲林的事情！」
為了保護家鄉、為了想要的世界而起身反抗，應該有罪嗎？二二八事件起因，貼上「皇民」、「流氓」標籤以後是否真能一語帶過？唯有了解歷史才能了解台灣人的命運，而一起被污衊的雲嘉青年保衛戰，透過李思儀的研究，也為台灣歷史再開新視角。
二二八紀念活動「共生音樂節」將於28日下午於凱道舉行，系列活動與募資訊息請參考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