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台灣毋需過度擔心或甚至放大「假訊息」對我們民主現狀和未來發展前景的衝擊；另一方面，民眾要設法提升自我公民意識，懂得對所接收的資訊進行過濾及判斷。（取自pixabay）
自從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受到新聞報導的一些影響之後，世人開始關注所謂「假訊息」(disinformation)或「假新聞」(fake news)對當代民主制度之衝擊。初期的討論可以加拿大新聞記者Craig Silverman對Facebook「假新聞」和美國總統選舉的討論為濫觴，此後陸陸續續開始有不少類似的文獻，類如Andrew Higgins等人針對大學生編寫政治「假新聞」來賺取生活費現象的分析；Katie Rogers與Jonah Bromwich對「假新聞」或「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的散播成為一種惡質選舉策略的評論；以及Craig Timberg對俄羅斯利用假新聞的傳遞來干擾美國選舉的反思。
基本上，「假訊息」、「假新聞」、「錯誤訊息」三者不是全然等同，可以自由交替使用的同義詞彙。首先，在事實真相為確實存在之前提下，任何與事實不一致的表述均是「假」；然而，假的表述不必然就是錯的表述。舉例來說，甲在星期三公開表示1+1=3，而乙在星期四透過Facebook告訴她的朋友們，甲說1+1=2。這裡可以清楚看到真假的判斷是參照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來，有事實才能決定真假，而真或假與正確或錯誤之間無法建立必然的因果關係。此外，「假」是人為刻意製造的一種結果，就像乙是明知甲說1+1=3，但卻有意把這個事實表述為甲說1+1=2。職是之故，無論「假」的訊息還是「假」的新聞必然是特定人或組織有意生成與散佈，毫無過失導致的可能性。第二，「新聞」本質上也是一種「訊息」，但後者在種類上還包括「新聞」以外的其它類型，例如日記、照片、錄音、錄影、市井小民之間聊天的八卦內容等等。由於「訊息」顯然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故本文認為，「新聞」應被包含在其中，同時宜被限縮在由報社、電視台或廣播頻道（無論它們合法與否）以公開方式所發佈之訊息；若非屬此類，則應認定為是一般性質的訊息，而非新聞性質的訊息。惟無論是否性質上可被定性為新聞，只要其屬於特定人或組織有意生成及傳播者，便都是「假訊息」。
本文將針對「假訊息」在民主國家選舉過程中可能發揮的影響做一些粗淺的討論，特別是此類訊息是否可能干擾民主國家選舉的結果。由於需要透過選舉的公職不少，此處僅以國家元首的選舉進行有限的觀察。此外，行政實權由內閣首長掌握的國家因為並非以直接民選的方式產生其領導人，故也不在本文的觀察範疇內。
「假訊息」在民主國家選舉過程中衍生出的問題反映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當代社會現象，即Facebook一類的社群通訊軟體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輕易地散佈被特定人或組織所編纂的不實訊息。一旦「假訊息」獲得這樣的傳播機會，它在接收度與普及率上極可能產生絲毫不亞於傳統主流媒體的影響力，特別是像BBC、CNN、FOX News等所播報之新聞。持平而論，無論何種傳送訊息的平台，本質上均不過只是一個輸出點，是相當中性的；它既然可被用來干擾民主國家的選舉，自然也可被用來強化民主國家的社會穩定。所以，製造與散播「假訊息」的人或組織在理論上並不當然享有優勢，也就是並非只要其將不實訊息透過平台公諸於眾之後，就當然地發揮所期待之影響或結果。毋寧，那些珍視民主價值或強調社會秩序的人或組織也可以同樣將真實的訊息透過Facebook或其它平台傳遞給大眾。舉例來說，有段時間台灣關於E化政府的各種討論非常興盛，網際網路的效用是否有助於政府進行善治(good governance)受到很多關注。當時不少網民分享或釋放E化政府有助於民眾對政府進行監督；或是可以幫助政府更及時掌握輿情和了解民意的相關資訊。這些屬實的訊息及衍生出的討論後來也的確發揮正面影響，只是不同縣市或政府公部門後續的E化程度有別。
既然「假訊息」的製造與散播者並不當然享有優勢，為什麼許多民主國家內部會開始產生一種「假訊息」影響選舉的認知？同時，客觀事實上從歐洲、北美、南美，乃至於到東南亞，都陸續出現民主國家的元首選舉被「假訊息」影響的事件？本文認為，讓「假訊息」發酵，甚至是產生影響力的主因在於民主國家的政府合法性衰退，或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減少。進一步說，單純只有「假訊息」並不足以對民主國家的選舉產生顯著影響，因為珍惜民主價值或社會秩序的力量會進行反制(balancing)。然而，若民主國家的政府被人民認為合法性不足時，各種社群軟體或訊息傳送平台就成為人民取得資訊的替代來源（因為欠缺對官方訊息的信任），或是變成人民對政府提出質疑或進行抗爭的一項工具。舉例來說，歐盟(European Union, EU)不少會員國的人民對於本國政府的信任感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就一直下滑，而歐債危機(European debt crisis)的接續出現又讓隸屬歐元區的政府合法性面臨考驗。諷刺的是，這些歐洲國家都是民主程度相當高的，境內媒體言論自由度獲得周延法治的保障，導致對政府財政措施有所不滿的民眾可以在網路平台上評批或指責政府；此時「假訊息」就很容易成為各國在野黨或反政府群體的武器，即透過刻意製造之不實資訊來加速政府權威的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現象若又適逢一國內部具有黨派競爭明顯的情況或是處於元首大選期間，就更容易讓假訊息的影響力得到強化。值得一提的是，有文獻指出，政治光譜上的右派比較會利用「假訊息」去奪權，而左派比較傾向利用「假訊息」去抗爭。此一研究上的發現十分具啟發性，因為從選舉的角度來看，民主國家的左派群體使用「假訊息」就和選舉比較不相關；左派使用「假訊息」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到更多審議或參與式民主的實踐，而不是為了取得政權。相較之下，在右派群體使用「假訊息」的過程中比較常見到不同群體的緊張與對立，而結果上也較為明顯的係以干擾選舉結果為目標。Robert Faris等人在2017年的研究也實證了上述觀點，他的研究顯示右派群體在選舉期間透過「假訊息」形成很大的影響，並且透過和外部勢力聯繫來左右美國選民的決定。
右派群體究竟是不是一項影響民主國家選舉的關鍵變數呢？透過進一步的文獻回顧，本文發現所謂的右派群體在很多文獻中其實經常和民粹主義(populism)這個概念呈現前後文上的關聯，特別是在分析美國2016年的選舉文獻中。不過，Nicole Ernst等人橫跨六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無論右派或左派都會訴諸民粹主義，而且都十分擅長使用社群媒體進行政黨競爭。至於只針對EU會員國的研究文獻則是發現，近幾年不少國家的右派群體在選舉得票率上有明顯增加，背後的原因和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受挫、對移民或難民的歧視息息相關。
至此我們可以窺見一些端倪；首先，右派群體「是」影響民主國家選舉的表象變數，但並不是實質變數，因為在某些民主國家的左派群體也可能會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雖然這樣的個案是相對比較少的或不明顯的。其次，與其說民粹主義和右派群體（或左派群體）有關聯性，不如更一針見血的指出，民主國家的某些政黨善於利用昔日擁抱全球化與尊重普世人權的政策失敗去煽動沒有在全球化中獲得好處和因移民或難民而利益受損的民眾，藉此為自己在選舉競爭中拉抬聲勢，爭取勝利。簡言之，不管是不是右派或是有沒有和民粹主義相關，「假訊息」的出現、使用和操作在民主國家選舉過程中的頻繁化現象反映出這些國家內部人民渴望大政府、穩定的社會秩序，以及與全球化保持一定距離的民意。而這樣的民意非常容易受到「假訊息」誇大、情緒性或不實內容所催化，進而發酵成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的政治決定。Peter Pomerantsev對此現象有十分貼切的描述，「政治宣傳易引發社會分裂，讓民主的選舉過程中人民變得相對不理性，或是在立法過程，或是在政府與民間的溝通階段頻生事端。」
「假訊息」是人為刻意製造出來的一種政治性工具，無論它的來源是否涉及外國勢力（就像Trump競選美國總統時有俄羅斯的勢力介入），或是否與特定意識形態的群體密切相關（例如右派群體或民粹主義群體），真正導致「假訊息」得以發酵和影響民主國家選舉結果的關鍵是政府讓人民漸漸不感信任。事實上，Trump的勝選或歐洲若干民主國家的右派勢力得以在選舉中崛起，幾乎都與該國經濟受挫有關。當然，這裡的「經濟」是一個不太精準的表述，在某些國家可以指涉整體經濟的表現，在有些國家則恐怕要以人民個體經濟條件的變化來看。無論如何，經濟變差這個事實在一個容易因為政黨競爭而產生對立意識的民主國家裡，成為滋養「假訊息」的沃土，特別是讓在野的政黨透過「假訊息」去煽動民眾向政府的權威提出挑戰。
面對這樣的現象，同樣身為民主國家的台灣應多少有所感受。因為我們確實體會到「假訊息」在選舉過程中極化不同政黨間的對立，也同時讓不同政黨的支持民眾彼此間欠缺包容性。然而，有幾點是值得台灣在迎接2020年總統與立委選舉或是日後其它重要公職選舉時注意之處。首先，「假訊息」與政黨對立的現象已是許多民主國家的通病，所以民主國家的政府可以考慮用合作的方式來共同解決或相互支持對方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再孤軍迎戰。其次，「假訊息」的製造或使用者並非當然的享有競爭優勢，導致「假訊息」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的關鍵是人民對於政府的經濟政策（或其它相關措施）欠缺信心，而這一塊是民主國家主政者要認真克服的問題，也是有待研究的課題。最後，不是所有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會被「假訊息」影響，歐洲的德國就幾乎不受影響；而即便是美國，也有一些經驗性的研究顯示，「假訊息」對選舉的影響力被誇大了。
有鑑於此，台灣毋需過度擔心或甚至放大「假訊息」對我們民主現狀和未來發展前景的衝擊；相反地，真正值得政府與人民嚴陣以待的是如何妥善因應全球化對我國造成的各種經濟衝擊，並能設法降低人民經濟受挫的損失。另一方面，民眾要設法提升自我公民意識，懂得對所接收的資訊進行過濾及判斷，德國民眾在這方面的表現頗值借鑑。
*作者為中興大學國政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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