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吉田茂、岸信介、藤山愛一郎以及福田赳夫等戰後領導日本的統治精英，戰時都有在東北、關內或者台灣服務的經驗，撇開蔣中正的四大恩澤不去提，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統治中國的情況都有深刻的體會。蔣中正領導的國軍固然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主要的交戰對手，但卻是靠著英美的不斷輸血才避免了被日軍擊敗的命運，而且國民政府並不像中共政權那般得人心。
曾在日據台灣從事糖業製造的藤山愛一郎指出：「國民黨雖然擁有最新式武器，但缺乏對人民的體貼。這就不能不讓人們深切地感到，國民黨脫離了人民，失去了人心，該失敗的就失敗了。」日本始終是把重慶國民政府視為美國在華代理人與之交戰的，而日本敗給美國是敗在美國的科技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是真正讓日本在道義上認可的勝利者。
台灣地位未定論
也難怪吉田茂在一開始並不願意與中華民國簽和約，而是試圖爭取策略性的與台灣建交，他從頭到尾沒有被「以德報怨」的恩惠沖昏腦袋，永遠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即便從道義出發，中共不只在戰後對日本更為寬大體貼，戰時給日軍造成的實際傷害更是微不足道，根本就沒有為了台灣去得罪大陸的道理。
那麼日本在《中日和約》中沒有清楚交代台澎主權歸屬，是否故意有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嫌疑？事實上從《中日和約》效力被限定於「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這一點來看，其實日本政府在治權上是承認了中華民國對台澎的控制，同時也承認了台澎居民為中華民國國民。
在台灣主權的未來走向上，日本則保留了高度彈性。由於韓戰爆發後，美國就是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由派遣第7艦隊阻止中共佔領台灣，《中日和約》上的模糊性文字也是為了確保台澎不被赤化所為。事實上就連蔣中正本人在1949年1月12日寫給陳誠的信中，也強調了台灣在中日雙方正式簽署和約以前主權尚未定論的立場。
後來等到簽署和約後，可能也理解日本唯有就台灣主權採取未定論的模糊姿態，才能避免中共擁有出兵台澎的法理基礎，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正如司馬桑敦所言：「未始不因中國大陸已經變色，以台灣未定之論把台灣劃出紅色圈外，而對於反共或非共的中國政治勢力安排一個可以期望的空間和時間。」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確實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有利於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甚至在某些層面上還是藍綠兩大陣營的公約數。可是日本做出此一安排仍有其自身的盤算，若按照《中日和約》的說法，如果有一天中華民國政府光復了大陸，那麼《中日和約》就會成為中國與日本兩國之間正式的和平條約，兩國關係將以此為基礎發展下去，但如果中華民國沒有光復大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