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中日和約72周年─重審日本與中華民國的邦交

今年4月28日為《中日和約》簽署72周年，有關於台灣和澎湖的主權歸屬究竟有沒有透過這紙和約得到徹底的解決，多年來一直是藍綠雙方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正如國史館現任館長陳儀深所言，《中日和約》延續了《舊金山和約》的精神，日本指宣佈放棄了台灣與澎湖，並沒有明確指出將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交給哪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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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民進黨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不只接連執政了兩次，還在蔡英文完成兩任共八年的任期之後，由賴清德接手進入第三個由民進黨連續執政的任期。如今民進黨可能是自兩蔣父子之後，在中華民國執政最久的一股政治勢力。再加上美國為法理台獨畫下了紅線，若繼續頑固否定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恐怕會危及民進黨執政的正當性。

所以陳儀深認為中華民國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已經在經過90年代的中央民意代表改選以及總統直選之後獲得台灣還有民眾認可，此為所謂的「有效自決」（effective self-determination）。因此中華民國到底有沒有合法領有台灣，其實早就不該再是我們討論《中日和約》這段歷史的重點了。民進黨不再反對中華民國政府實質上領有台灣，過去國民黨也沒有那麼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

《中日和約》的簽署背景

讓我們把背景拉回到1952年4月28日當下，當天不只是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日本全權代表河田烈簽署《中日和約》的日子，同時也是《舊金山和約》的生效日。換言之，在《中日和約》簽署的當下，日本其實還處於盟軍佔領的當下，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並不具備決定台灣與澎湖歸屬何方的權力。

在兩岸因內戰而分治的情況下，甚至日本就連選擇要與哪一個中國簽和約的權力都沒有。對此西方國家也有分歧，在舊金山舉行同盟國家與日本之間的多邊和會時，美國主張由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出席，英國則主張由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與日本簽約。最終因為美英兩大集團沒能在這議題上取得共識，兩岸都沒能在《舊金山和約》上簽字。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此刻不只韓戰已經爆發，全世界也都處於美蘇冷戰的氛圍之下。日本是美國在東北亞圍堵蘇聯與中共的重要據點，又是支援朝鮮戰場的後勤基地，所以美國不只要防範共產黨在日本上台執政，還要防止日本政府外交上向蘇聯或者中共靠攏。逼迫日本承認中華民國為日本在二戰時的主要交戰對象，並且與台灣簽署和約顯然符合美國利益。

事實上，撤退到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法理上確實繼承了1941年對日本宣戰的重慶國民政府，與台灣簽署和約在法理上和道統上確實最順利成章。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協助中華民國擊敗日本侵略者的歷史，也賦予了美國戰後繼續介入亞太事務的正當性，似乎日本無論是於法於理都只能夠與中華民國簽署和約，可是吉田茂政府內部的想法真是如此嗎？

承認台灣的現實因素

與哪一個中國簽署和約，不僅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同時還與日本該與哪一個中國建交的問題。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要從兩個角度去思考，一個是現實問題，一個是道義問題。先從現實問題來看，日本的經濟早從殖民時代就與台灣綑綁在一起，十分仰賴台灣的稻米與蔗糖，切斷和台灣的關係對日本而言絕對是不利的。

可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與滿洲國建立了遠比台灣連繫還要更為緊密的經濟聯繫。如果說台灣是日本的農業基地，那東北就是日本的工業大後方，到韓戰時全中國都還有56%的工業設施集中在東北，這一切都來自戰時日本的投資。而隨著日本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關內尤其是華北地區對日本的重要性也水漲船高。

根據老記者司馬桑敦的研究，對日全面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就有粘結煤礦500萬噸、鐵礦石370萬噸、鎂礦石43萬噸、鹽130萬噸以及屑鐵33萬噸被從中國出口到日本。日本向中國進口的則有棉布1,500萬美元、衣料590萬美元、毛織品420萬美元、鋼材1,230萬美元、火車機車與車輛820萬美元。唯有持續與兩岸都做生意，才能維持過去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榮景。

然而當時的日本不可能同時與兩岸建交，在中國大陸切斷與資本主義世界正常往來的情況下，先和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確實比較符合日本利益。而且當時的中華民國不只有聯合國席位，還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與中華民國建交也比較符合戰後日本以聯合國為導向的外交原則，以避免自己再度受到國際孤立。

更重要的一點，是當時中華民國對東南亞華僑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英國雖然已經承認中共，卻從對馬共鬥爭的角度出發默許台北持續影響星馬地區的華僑，菲律賓更是全面採取親美政策，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為了防止東南亞華僑抵制日貨的局面再度上演，和中華民國政府打好關係對日本而言也是非常實在的利益。

承認台灣的道德因素

那麼日本是有如美國那般，看重承認中華民國背後的道德因素呢？那些經歷過蔣中正「以德報怨」政策的200萬在華日本軍人與僑民確實有，而且十分的強烈。縱然這個「以德報怨」的背後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受到1944年「一號作戰」的影響，國軍嫡系部隊主力集中在西南大後方，無法如中共的8路軍和新4軍那般快速搶佔淪陷區。

除了得到美軍船艦與飛機的協助運兵之外，蔣中正還需要日軍協助阻擋中共進軍淪陷區，否則包括上海與首都南京的戰略重鎮都將落入共軍之手。直到1946年1月10日為止，總計有9,000名日軍為了替老蔣守地盤犧牲了生命，所以這個「以德報怨」並非老蔣白白送給日本的。而且仍有149名日本戰犯在中國被國民政府或者美軍判處死刑，不是所有在華的日本軍民都平安回到日本。

然而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恩惠不止於此，岡村寧次等駐華日軍將領認為蔣中正對日本至少有四大恩澤，除了前面提到的善待日本軍民外，還包括了保住日本天皇制度、放棄對日本本土實施軍事佔領以及放棄戰後賠償等三大恩澤。尤其是放棄參與盟軍對日本的佔領最重要，讓蘇聯也為此被迫放棄了對北海道的佔領權，免於日本被南北分割的局面。

中日之間的戰爭本來就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而起，若無類似「一號作戰」那般強大的攻勢，國民政府也不會元氣大傷，導致中共在戰後崛起。從中日兩國本身都反對共產主義這點來看，日本藉由與中華民國政府簽署和約，完成建交並一起加入美國領導的反共陣營，本來就應該是順利成章之事。對蔣中正等從大陸撤退來台的中華民國軍政要員而言，這也是日本贖罪的唯一方法。

領導白團來台協助蔣中正的日本陸軍少將，中文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還真的認可了日本應該為中華民國贖罪的觀點，在台灣最風雨飄搖的1950年1月31日，白鴻亮還曾致信蔣中正，表示他可以為中華民國空軍招募82名日本飛行員以自殺攻擊為手段阻止中共渡海犯台。然而對蔣中正如此強烈的情感，其實只存在於部份的舊日本軍人身上，日本政府始終保持相當冷靜的態度。

日本跟中國有交戰過嗎？

從吉田茂等戰後領導日本復國，並且走向復興的統治精英角度來看，「以德報恩」從來就不在決定他們是否承認中華民國的考量範圍之內。他們普遍認知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犯了錯誤，給日本還有東亞周邊國家造成了傷害，但卻不認為失去了中國大陸，統治範圍只剩下台澎金馬，最多再加上一個大陳島的中華民國還能代表中國來與日本簽和平條約。

事實上，日本在二戰期間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是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從東京的角度來看中日兩國是並肩抵抗英美侵略東亞的友邦。縱然重慶國民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對日本宣戰，可日本卻不曾有對中國宣戰過的紀錄，既然日本與中國從來沒有進入過戰爭狀態，中國戰場只存在所謂的「支那事變」，豈有日本與中國簽署和平條約的道理？真是豈有此理。

若不是美國為了維護其介入東亞戰爭的正當性，強迫日本承認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為交戰對象，哪有可能出現日本在東京灣以及南京中央陸軍官校大禮堂向徐永昌跟何應欽投降的場面呢？假若中華民國政府還統治大陸也就算了，如今蔣中正的政府被中國人民趕到了台灣，早已失去了代表中國大陸人民的法理基礎（其實也不曾有過），要日本與中華民國簽和約更是豈有此理。

更何況就連與美國同為日本交戰對象的英國，也已經承認了中共，還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舊金山的多邊對日和約，無論是從經貿利益還是法統基礎來看，當然都是與北京簽和約建交更符合日本的利益。那麼「以德報怨」的恩澤怎麼辦呢？二戰時的中國確實有親日與抗日兩大陣營存在，是否蔣中正在抗日陣營裡就更有代表性呢？

為此1955年當選自民黨眾議員的松本俊一給予了否定的立場，他強調固然有一些反共的日本人以此感謝主張要支持蔣總統，但也有人以此感情要去同情中國的大眾，這些人認為中共是擁有中國大眾的。換言之，既然大陸人民而非蔣中正才是真正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且中共又得到了廣大大陸人民的民心，那麼「以德報恩」的恩澤理所當然應該要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以德報怨」的恩澤更大

事實上中共政權在推行「以德報怨」方面，是比重慶國民政府還要更為徹底的，雖然他們也用了大批日軍技術人員協助建立裝甲兵、砲兵、高射砲兵以及海空軍，但是卻沒有一個日本人在放下武器後死於中共的手中。即便是對待後來被從蘇聯引渡回來的關東軍戰犯，毛澤東也採取「一個不殺」的政策，遠比下令槍斃149名日本戰犯的國府更加寬大。

對此前日本自治大臣田川誠一表示：「戰爭結束後，『以德報怨』的聲明不是蔣介石個人的，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對日本軍人採取寬大態度反應了中國的道義。蔣介石確實是很了不起的，但不能僅僅向蔣介石個人而是要向中國人民感恩。有人說日中戰爭的對手是蔣介石政權，但是難道忘記了日本政府在戰爭期間曾發表聲明，不以蔣介石政權為對手，並且扶植了傀儡政權嗎？」

即便從認可蔣中正恩澤的角度出發，日本精英也不認為應該要為了還「以德報怨」的舊人情犧牲日本的未來。例如在岸信介內閣時擔任外務大臣的藤山愛一郎，就曾指出：「蔣總統的恩義固深，但用這種恩義換掉日本民族將來的命運則是不可能的。」可見如果真的單純從道義而非現實利益角度出發，不考慮美國的外交壓力，日本政府肯定會以中共為對象簽署和約的。

再加上吉田茂、岸信介、藤山愛一郎以及福田赳夫等戰後領導日本的統治精英，戰時都有在東北、關內或者台灣服務的經驗，撇開蔣中正的四大恩澤不去提，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統治中國的情況都有深刻的體會。蔣中正領導的國軍固然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主要的交戰對手，但卻是靠著英美的不斷輸血才避免了被日軍擊敗的命運，而且國民政府並不像中共政權那般得人心。

曾在日據台灣從事糖業製造的藤山愛一郎指出：「國民黨雖然擁有最新式武器，但缺乏對人民的體貼。這就不能不讓人們深切地感到，國民黨脫離了人民，失去了人心，該失敗的就失敗了。」日本始終是把重慶國民政府視為美國在華代理人與之交戰的，而日本敗給美國是敗在美國的科技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是真正讓日本在道義上認可的勝利者。

台灣地位未定論

也難怪吉田茂在一開始並不願意與中華民國簽和約，而是試圖爭取策略性的與台灣建交，他從頭到尾沒有被「以德報怨」的恩惠沖昏腦袋，永遠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即便從道義出發，中共不只在戰後對日本更為寬大體貼，戰時給日軍造成的實際傷害更是微不足道，根本就沒有為了台灣去得罪大陸的道理。

那麼日本在《中日和約》中沒有清楚交代台澎主權歸屬，是否故意有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嫌疑？事實上從《中日和約》效力被限定於「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這一點來看，其實日本政府在治權上是承認了中華民國對台澎的控制，同時也承認了台澎居民為中華民國國民。

在台灣主權的未來走向上，日本則保留了高度彈性。由於韓戰爆發後，美國就是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由派遣第7艦隊阻止中共佔領台灣，《中日和約》上的模糊性文字也是為了確保台澎不被赤化所為。事實上就連蔣中正本人在1949年1月12日寫給陳誠的信中，也強調了台灣在中日雙方正式簽署和約以前主權尚未定論的立場。

後來等到簽署和約後，可能也理解日本唯有就台灣主權採取未定論的模糊姿態，才能避免中共擁有出兵台澎的法理基礎，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正如司馬桑敦所言：「未始不因中國大陸已經變色，以台灣未定之論把台灣劃出紅色圈外，而對於反共或非共的中國政治勢力安排一個可以期望的空間和時間。」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確實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有利於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甚至在某些層面上還是藍綠兩大陣營的公約數。可是日本做出此一安排仍有其自身的盤算，若按照《中日和約》的說法，如果有一天中華民國政府光復了大陸，那麼《中日和約》就會成為中國與日本兩國之間正式的和平條約，兩國關係將以此為基礎發展下去，但如果中華民國沒有光復大陸呢？

日本是否支持台灣獨立？

事實上，戰後歷屆日本政府對於中華民國能夠重返大陸都不抱太大的希望。縱然感念蔣中正的「以德報怨」，日本政治精英對國民政府在大陸的腐敗統治各個都是發自內心的鄙視和厭惡。尤其國軍在1944年「一號作戰」攻勢中的兵敗如山倒，更預言中共在五年後的勝利，所以日本政府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這個被中國人民唾棄的政權還能有重新入主大陸的機會。

反倒是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日本始終都寄予了「擺脫蘇聯控制與共產主義經濟，重新回到正軌」的期待。所以日本即便是在與中華民國簽署了《中日和約》，並且在美國壓迫下和台灣建了邦交的情況下，都沒有十分賣力投入到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以及菲律賓共和國等東亞國家提倡的反共運動中。

日本不只想方設法恢復與大陸的經貿交流，甚至在俗稱「反共鐵人」岸信介的默許下，中共都準備要在長崎設立貿易辦事處，懸掛起五星紅旗來了。若非1958年5月2日發生五星紅旗遭焚毀事件，或許日本與中共的關係在岸信介時代就已經正常化，岸信介也完全沒有必要繼續扮演美國和台灣所期待他扮演的角色。（日本前外交官孫崎享認為長崎焚旗事件背後有外國勢力策畫。）

即便岸信介在美國跟台灣阻擾下，遲遲無法跟中共恢復關係，卻仍在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中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拒絕美軍以駐日基地援助台灣。藤山愛一郎外務大臣還多次表態，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放棄金門跟馬祖，可見日本真實的立場是同情北京的。但這是否代表日本就完全支持中共拿下台灣，支持兩岸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下統一呢？

考慮到日本在農業上如此仰賴台灣，且從中東經由馬六甲海峽到日本的對外海上運輸線可能為中共所截斷，日本理所當然不樂見台灣海峽成為中共的內海。在支持一中一台的政策可能觸怒北京的情況下，支持兩岸和平分治的「兩個中國」政策才是吉田茂以來歷代日本首相的最高設想，讓大陸跟台灣在和平的環境下永遠不統不獨。

對台灣沒有最終話語權

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確實會威脅到日本的安全，但是為了台灣走向法理獨立而與中共交惡，顯然對日本帶來的威脅更加巨大。所以總體而言，日本的對台政策立場就是追隨美國，在過去與台灣有邦交的時代是如此，現在與台灣沒邦交的時代同樣是如此。既然美國都沒打算支持法理台獨，日本更沒有支持台灣法理台獨的必要。

即便是今日的日本，都深刻認知自己是被美國佔領的戰敗國，對台灣主權到底屬誰沒有最終的話語權。所以日本既不可能支持中華民國光復大陸，更不可能支持台灣法理台獨，但主觀上期望兩岸永遠維持現狀。可事實上，即便是這個主觀願望，也會隨著客觀環境演變而有所調整。其中以聯合國為導向的政策，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當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裡的時候，日本按照美國的期望承認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美國力保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然而當中華民國被驅逐出聯合國後，岸信介那位長期被視為親台派的弟弟，時任總理大臣的佐藤榮作立即表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時代已經到來，甚至還做好了搶在尼克森（Richard M. Nixon）以前訪問大陸的準備。

有趣的是，佐藤榮作一度還在接受議員質詢時，表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地位，那麼台灣的主權當然也就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一瞬間，台灣的主權地位得到了日本清晰的認定，雖然事後馬上被外務大臣福田赳夫所否認。可見除了以聯合國的態度為導向以及美國的壓力之外，日本對台灣主權立場的態度還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實力。

就日本的態度而言，制定戰後東亞遊戲規則的強權只有兩個，一個是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美國，另外一個就是取得廣大人民支持取得中國統治權，並且在道義上打敗了日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今美國仍是亞洲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且持續對日本維持駐軍，自然必須要追隨美國的政策，支持兩岸不統不獨的現狀，但有天這個情況出現了改變，日本對台灣的態度自然又會有變化。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