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日本在二戰期間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是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從東京的角度來看中日兩國是並肩抵抗英美侵略東亞的友邦。縱然重慶國民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對日本宣戰，可日本卻不曾有對中國宣戰過的紀錄，既然日本與中國從來沒有進入過戰爭狀態，中國戰場只存在所謂的「支那事變」，豈有日本與中國簽署和平條約的道理？真是豈有此理。
若不是美國為了維護其介入東亞戰爭的正當性，強迫日本承認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為交戰對象，哪有可能出現日本在東京灣以及南京中央陸軍官校大禮堂向徐永昌跟何應欽投降的場面呢？假若中華民國政府還統治大陸也就算了，如今蔣中正的政府被中國人民趕到了台灣，早已失去了代表中國大陸人民的法理基礎（其實也不曾有過），要日本與中華民國簽和約更是豈有此理。
更何況就連與美國同為日本交戰對象的英國，也已經承認了中共，還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舊金山的多邊對日和約，無論是從經貿利益還是法統基礎來看，當然都是與北京簽和約建交更符合日本的利益。那麼「以德報怨」的恩澤怎麼辦呢？二戰時的中國確實有親日與抗日兩大陣營存在，是否蔣中正在抗日陣營裡就更有代表性呢？
為此1955年當選自民黨眾議員的松本俊一給予了否定的立場，他強調固然有一些反共的日本人以此感謝主張要支持蔣總統，但也有人以此感情要去同情中國的大眾，這些人認為中共是擁有中國大眾的。換言之，既然大陸人民而非蔣中正才是真正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且中共又得到了廣大大陸人民的民心，那麼「以德報恩」的恩澤理所當然應該要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以德報怨」的恩澤更大
事實上中共政權在推行「以德報怨」方面，是比重慶國民政府還要更為徹底的，雖然他們也用了大批日軍技術人員協助建立裝甲兵、砲兵、高射砲兵以及海空軍，但是卻沒有一個日本人在放下武器後死於中共的手中。即便是對待後來被從蘇聯引渡回來的關東軍戰犯，毛澤東也採取「一個不殺」的政策，遠比下令槍斃149名日本戰犯的國府更加寬大。
對此前日本自治大臣田川誠一表示：「戰爭結束後，『以德報怨』的聲明不是蔣介石個人的，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對日本軍人採取寬大態度反應了中國的道義。蔣介石確實是很了不起的，但不能僅僅向蔣介石個人而是要向中國人民感恩。有人說日中戰爭的對手是蔣介石政權，但是難道忘記了日本政府在戰爭期間曾發表聲明，不以蔣介石政權為對手，並且扶植了傀儡政權嗎？」
即便從認可蔣中正恩澤的角度出發，日本精英也不認為應該要為了還「以德報怨」的舊人情犧牲日本的未來。例如在岸信介內閣時擔任外務大臣的藤山愛一郎，就曾指出：「蔣總統的恩義固深，但用這種恩義換掉日本民族將來的命運則是不可能的。」可見如果真的單純從道義而非現實利益角度出發，不考慮美國的外交壓力，日本政府肯定會以中共為對象簽署和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