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
我在《大唐李白‧將進酒》裡藉由一首昭武九姓胡人的〈風草歌〉表現了一個民族的處境。其中有這樣的幾個句子：「不教摧折死，彎身風更多」、「奴如草兮草如奴，敢望天恩兮下虎符？寧不知、黃沙埋盡鬱金香，可憐昭武九姓胡。」昭武九姓胡人從來沒有建立過一個強勢的政權，也從未擁有強大的武力。突厥人來則屈從於突厥，大食人來則臣屬於大食，中原人來則朝貢於中原，至於希臘、大夏、奄答、月氏人來，則披靡於於希臘、大夏、奄答、月氏。日後這些胡人東趨移民，融入漢民族的世界，除了安、康、何、曹、史、米、石等姓氏略能引人追想根源之外，竟無異於中原氏族。
我不想強調文化的磁吸效應如何之大，這一點論者多矣。我倒是想從昭武九姓胡人藉貢行商，融通東西、交接生意、互惠有無、寬鬆信用的面向上看盛唐時期商旅文化之崛起，而且這種貿易心態和形式，又與西方漸走漸極端的資本累積極為不同。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西元八世紀前後，在逐漸呈現通貨緊縮情況的唐代經濟社會如何緩慢地由民間契券形式推拓出「便換」以至於「飛錢」的信貸模式。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世界觀或社會觀的問題，也值得留意。那就是在唐代那樣一個交通便利、運輸繁密的時代，全天下四千萬人口，流動量是極大的，除了繫居於土地的農民，士大夫階層密集的內遷外轉與昌盛的商貿活動使得原本互不相識的人有了廣泛接觸的機會。彼時，還沒有「陌生」這個字眼，也不像今日之人，對於擦身而過的人若非視若無睹，就是謹慎提防。互無來往之人只是尚未結識之人，多少筆記、傳奇、小說材料裡的邂逅故事顯示：人們隨時可以相逢陌路、任意攀談、進入他人的生活或邀請他人進入自己的生活。在這個時候，超越某一個特定階級（如士人、官宦）之中的「名聲」，成為人與人相互信用的憑證，「知名」、「重名」、「求名」、「好名」等事，則有了和魏晉時代迥然不同的意義。唐玄宗初見李白時說：「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就是這個道理。
僅從上述這兩點來看，歷史材料的蛛絲馬跡、草蛇灰線帶引我們進入一千三百年前的世界，體會到數十代以前之人與今日之我何其相異？又何其相同？翫味之餘，我相信對於每個當下的讀者追思其所從來，也將會超過原本對於「小說應該是甚麼」的界定。
至於今人處境，從東亞邊陲之台灣遠看「一帶一路」，和盛唐時期絲綢之路與南洋市舶的路徑如出一轍，我們這個一向會做生意的移民社會，顯然也有著墨之力───問題在於今日發達資本的旨趣和技術如何節制並體現與實踐那融通互惠、兼容並蓄的格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