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降，莎士比亞劇作的中文譯本出版大業方興未艾，劇場界也從1960年代開始持續改編或再創作台灣味的莎劇，包括今日「台莎界」在內的許多研究者把戰後的第一齣莎劇指向陳大禹1949年2月「演出」的《疑雲》，言之鑿鑿，卻沒看到哪一位有詳實的資訊，包括明確的表演日期、演出狀況、觀眾反應與相關評論等等。
所有推測主要是依據呂訴上在1961年出版的《臺灣電影戲劇史》（頁366）：「（民國）卅八年二月末有實驗小劇團（由陳大禹改編兼導演）排練莎士比亞原著《奧賽洛》改編的《疑雲》，將在臺北市第一女中大禮堂上演，不公開售票，觀眾都可向該團領到入場券。」呂訴上這段文字並不嚴謹，當時他在台中縣先後擔任大甲分駐所長與大甲分局長，如果1949年2月真有演出，為何在十餘年後出版的《臺灣電影戲劇史》還「將」演出《疑雲》？
焦桐在1990年出版的《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原出版社，頁179）所列的「戰後臺灣戲劇年表」中沿用呂書說法，但少了一個「將」字，意思已不同。王淳美在1999年11月號的《文訊》撰寫〈臺灣現代戲劇史大事紀要1900-1999〉，同樣引用呂訴上的文字，但把「二月末」逕改「二月」。
黃仁2000年的《臺灣話劇的黃金時代》（亞太圖書出版，頁149），也仍用呂訴上的文字，奇特的是，黃仁在2002年另一本同出版社的《臺北市話劇史九十年大事紀》（頁45）進一步標明演出時間是1949年2月28日，不知何所據？日本學者間ふさ子〈戰後初期台灣における多言語演劇か試み——陳大禹と實驗小劇團〉（蒐入山田敬三編，《境外の文化—環太平洋圈の華人文学》，東京：汲古書院，2004，頁623-644。），也認為陳大禹的《疑雲》於1949年2月演出。
前述說法皆在拙作《漂流萬里：陳大禹》（2006）出版之前，當時我曾斟酌諸人之說，也參考了由陳大禹撰寫，其妻吳瀟帆整理、王炳南主編的《陳大禹劇作選》（香港，1992）和陳大禹著《水仙花——陳大禹劇作選續集》（香港，1993）等書之後，最後不予採信，在書後附錄的「陳大禹大事年表」中，《疑雲》只列在1941年，而不計1949年2月（或228）的演出，因為它並不存在。
拙作第五章〈陳大禹在台時期的導演作品〉提到1948年至1949年初，國共內戰末期台灣局勢險峻，陳大禹籌備的「實驗小劇團」演出計畫並不順利，《臺北酒家》、《疑雲》（莎士比亞劇作《奧賽羅》）公演皆未能順利進行，最後搬上舞臺的《裙帶風》更是一延再延。
前述呂、焦、王、間諸家皆非莎劇專研者，《疑雲》有沒有演出應該不是他們留意的重點，只是有聞必錄，順手記上一筆。比較怪異的是，活動力十足的「台莎界」某些人士雖將拙作列入參考書目，卻仍然相信《疑雲》在台灣有演出，未對「前人」看法（包括本人）予以修正，並對何以《疑雲》演出靜悄悄，沒有任何演出資訊，最後「將」在北一女中大禮堂演出提出解釋。
台大外文系的雷碧琦在接受《莎士比亞在臺灣》（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的專訪時，說：「陳大禹曾寫過《香蕉香》，於1947年上演後，隨即遭官方禁演。一年多後，他選擇在1949年2月28日，上演改編自莎士比亞《奧賽羅》的劇作《疑雲》。雷教授據此進一步申論，《疑雲》演出日期並非巧合而已，從劇本便可知一二，莎劇中《奧賽羅》男主角奧賽羅（Othello）與女主角苔絲狄蒙娜（Desdemona）彼此有著膚色上的差異，相戀通婚的後果，導致悲劇性的結局。透過改編莎劇的作品《疑雲》，身為藝術家的陳大禹，企圖以劇場的方式，陳述他對於戰後初期的悲憫觀點，並表達他對於族群和諧的渴望。」
聯想力豐富的雷教授2015年12月刊登在《臺灣文學館通訊》第49期的〈莎士比亞到臺灣：學術、翻譯與演出〉並未提及陳大禹的《疑雲》，而是在《王子復仇記》的廣告圖片下標注：「配合莎士比亞四百歲（1964.4.23）誕辰，政工幹部學校對外公演《哈姆雷特》（Hamlet），在《中央日報》刊登的廣告號稱是自由中國第一次公演莎翁刻骨銘心的劇著。」（頁20）
2016年她在梁文菁編著的《與莎士比亞同行》一書中又堅持《疑雲》是一部「非常敏感或者非常在地的戲」（頁86），然而在其英文論文集Shakespeare’s Asian Journey：Critical Encounters, Cultural Geographies, and the Politics of Travel （New York: Routledge, 2017）卻不再提及《疑雲》，前後說法反覆，令人疑惑。
其他如美籍臺裔學者黃詩芸（Alexa Alice Joubin）在2009年出版的英文專著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s中也將陳大禹搬演的《疑雲》作為臺灣第一部莎劇演出。陳俐如的博士論文《中土化〈馬克白〉：四個演出研究》在〈附錄〉列出的「中土莎劇整理」一表中同樣也將1949年2月的《疑雲》明文列上。這些「台莎」大家繼續抓住一點演出預告，擺明二月（或228）演出這齣經典莎劇「已」經演出。
陳大禹是有演過《疑雲》，那是1941年中日戰爭進入最熾熱的時刻，他組織業餘的「動員劇社」，在漳州演出包括《疑雲》在內的十齣戲。1946年7月陳大禹來台，11月重組「實驗小劇團」，展開他在台灣短短兩年九個月（1946.7-1949.4）的戲劇生涯。這個劇團曾在台北中山堂做過幾次公演，包括莫里哀的《守財奴》、《可憐的斐迦》（與「青年藝術劇社」合演）、曹禺的《原野》、《香蕉香》。其中《香蕉香》是陳大禹廣為人知的一齣戲，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的11月1日推出，原定演出三天六場，因劇情涉及族群衝突，僅演第一場，就被台灣省新聞處以「內容帶有煽動性」停演。
陳大禹作戲，無論漳州時期的《疑雲》或在台灣演出的《原野》、《莫里哀》、《香蕉香》、《裙帶風》等，都會充分談他的創作理念或編導手法。1941年5月中旬《疑雲》在漳州公演時，《閩南新報》（1941.5.15）有一段「演出的話」，反映他的藝術態度，除了闡述這一次演出的藝術價值，也特別表明《疑雲》演出的動機與目的：
……我們縱然同樣地想努力，求進步，但到底像前頭已說過「藝術」是什麼？「戲劇」是什麼？懂得不大清楚之故，所以決定選一齣較完整的劇本來掩飾我們的缺點。「疑雲」原名「奧賽羅」，是劇聖莎士比亞之劇作，它在藝術方面講「奧賽羅」是莎氏悲劇中最完美的一篇，最富戲劇性，用家書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故事，能使大家的心浮現慘痛的思緒。
陳大禹在台期間也確實計畫再演出《疑雲》，1949年1月31日《台灣新生報》歌雷（史習枚）主編的〈橋〉副刊刊載〈世界各研究學者對莎士比亞劇作疑雲（奧賽羅）的批評〉：
這篇文章只針對「奧賽羅」（疑雲）劇作的特色，「就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家庭性的悲劇」，這種以最自然的心理描繪的作風，在浪漫主義沒落後，寫實主義抬頭的時候，更吸引幾十倍的人心。……
文章署名「實驗小劇團宣傳組」，標明譯本出自日本近代莎劇大家坪內逍遙，由此推測，1941年在漳州演出的《疑雲》亦應採坪內逍遙日譯本，不同於日治時期川上音二郎與村田正雄、福井茂兵衛用的是江見水蔭的劇本。吊詭的是，〈橋〉副刊只介紹《奧賽羅》，並沒有告知《疑雲》「將」演出的訊息。
1949年初春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做訴求的學生運動蠭起，楊逵於「四六事件」前夕在〈橋〉副刊上發表〈和平宣言〉，要求「清白的文化之作者一致團結起來」，而後與歌雷雙雙下獄。與歌雷交往密切的陳大禹，風聞自己在執政當局的清查名單中榜上有名，便在友人資助下於四月離開台灣。很難想像在風聲鶴唳的時代氛圍中，陳大禹的《疑雲》會在1949年2月28日上演。翻遍當年最主要的報紙——《台灣新生報》與《中華日報》二、三月份，也未能看到《疑雲》的支言片語。
莎劇研究的議題其實很多，《疑雲》在台灣有無演出只是一個紀錄，硬要找個「第一」，並無太大意義。呂訴上所謂1949年2月末「將」演出《疑雲》，這在1949年1月之前確有此事，1948年間也可能有《疑雲》的小廣告，但局勢變化太快，陳大禹因為經費短缺，同時承受有形無形的政治壓力，這齣莎劇終究不了了之。
寫一篇小說或一首詩，可以靜靜地完成作品，但演戲不同，經籌劃、排練、演出與資金籌措、票房行銷，動作都很大，特別是莎翁名劇，為何未見演出報導、評論，非常不可思議。
因為《疑雲》研界者不求甚解，人云亦云，讓《疑雲》變成一團「疑雲」，至今網路上台灣大百科〈陳大禹〉詞條與〈實驗小劇團〉詞條說法矛盾，署名「陳碧華」的〈陳大禹〉撰稿人，謂「實驗小劇團」演出過的劇目包括《疑雲》；署名「黃文怡」的〈實驗小劇團〉詞條撰稿人，則謂《疑雲》並未真正演出。
作為台灣劇場史與陳大禹的研究者，我當然希望《疑雲》在台灣真有演出，但也需要有憑有據！豈能理所當然地因襲舊說，捕風捉影？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