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警政、檢調單位，抓到一個犯法的人時，有時候這個犯法的人會說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為什麼一個明明犯法、人贓俱獲的人，會說自己受政治迫害呢? 原因就是，本來就大家都這麼做，只有他被抓。這當然也是一種不公不義呀！這樣的社會裡，由於法規嚴格，但卻無法執行，因此，主管們會有很大的權利，因為他們隨時想到要抓你，就可以抓你。這就是一個假裝法治、實為人治的社會，恐怖的地方。政府就是陷井的製造者，而每個人，為了生活，都一定要跳入陷井。
上面兩個故事告訴我們，人治對社會可能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因此，我們不需要認為人治有絕對正面或絕對負面的價值。
法治的壞處
故事(三)—平庸的邪惡
知名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曾經寫了一本書叫The Banality of Evil，中文譯為「平庸的邪惡」。這本書是她去耶路撒冷採訪 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 的審判之後寫出來的。艾希曼是一納粹政府裡的一個小官員，他的工作是負責把猶太人由A點運送到B點 ，最後送到集中營。我想大家都知道，納粹政府把猶太人送到集中營、然後做各種人體實驗、甚至是屠殺這一部份的歷史。艾希曼就是這個計劃的一小部份。雖然他沒有參與過計劃的制訂、或是親手殺過任何一個猶太人，而且他還說自己對猶太人沒什麼意見－－但是，他工作的實質意義就是，在他完成他把猶太人由A點送上火車之後，猶太人就被送到集中營，然後受到各種不人道的對待。
有人問他，他為什麼要害死那麼多猶太人?他沒有良心嗎…等。他的回答是: 我只是奉命行事。上級交待給他的任務，就是確保猶太人們都在預訂的時間裡，搭上預訂的火車。這就是他一心想做的。至於他們上車後發生的事，他也不管，因為他認為不是他的責任，是別的同事的責任。在法庭上，他不斷強調，他只是想要盡自己的本份，做好自己份內的事，然後希望可以升官發財而已。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嗎?艾希曼也算得上是法治精神的模範生──納粹政府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不會去挑戰體制、法律、或是思考他這樣做的後果，或是之後會有大量無辜的人死亡。納粹政府能夠大規模地屠殺猶太人，就是因為有像艾希曼這樣的人，上級叫他按開關（打開毒氣），他就按開關。上級叫他們對猶太人開槍，他們就開槍。他們充份地展現了服從、守法的「美德」。
漢娜鄂蘭指出，這就是「平庸的邪惡」──艾希曼的例子，顛覆了我們過去對「邪惡」這個概念的理解。過去，我們認為邪惡的人，是一個想盡辦法、機關算盡、去做傷天害理的事的人。而艾希曼根本就不用腦思考的──他只是盲目地服從納粹政府的法律以及長官的命令。雖然會害死很多人，他卻仍然很官僚地堅持依法行事，而不願意思考自己行為會害死多少人、又是多麼地不道德。他願意動腦思考一下他行為的意義，他馬上就會知道這國家的制度是多麼離譜。但他拒絕思考，只是乖乖地聽命行事。因此，他是一個平庸的人，他拒絕思考的結果，就是害死許多無辜的人！這就是平庸的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