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義雄開砲，終於引爆民進黨與第三勢力之爭，表面上這是選舉競爭，然而，民進黨和第三勢力爭奪的是純潔性、理想性的旗幟，事涉正統、正當性之戰，猶如親近的教派之爭，總是特別險惡。
如果說，民進黨歷史發展中，有幾位原型人物，林義雄就是一位，他代表的是「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高潔，不論熟識或不熟識林義雄的人，大概都會同意，林義雄正是社會學家韋伯所謂「信念倫理」的代表人物。比起韋伯的年代，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是，到處充斥販賣假信念、假理想來攫取權力的政客；然而，林義雄的信念倫理貨真價實，他在意的是信念，而且是不計成敗、不論冷暖，至於結果則全盤委諸良心。
林義雄是一個典型，另一個典型的是許信良，他夜奔敵營，和李登輝密商修憲，順帶談妥政黨補助款立法，解決了民進黨及其他小黨的財務問題，他是不是韋伯偏好的「責任倫理」實踐者，猶待歷史的檢驗，但是林義雄和許信良政治風格迥然不同，應該不會有人有異議。
如果林義雄、許信良是先行者，那麼後代民進黨是踐履的是那一位前輩的言行?坦白說，後代民進黨和林許兩人的關係都是尷尬的，民進黨表面上承繼的，是林義雄苦行反核的堅持，但林義雄對理想的堅持，卻是民進黨深恐卻之不恭的禮物；至於許信良，他是將民進黨從小黨帶到有執政可能的政黨，也是解決民進黨財務危機的人，民進黨也許要了老許這分大禮，但可不想承認。
要選擇那一種典型，其實要看政黨的屬性，民進黨的困難在於，他們表面上走的是林義雄的「信念倫理」路線，但是他們真正實踐的卻是許信良的「務實」手法，心口不一的下場是，支持者都成了真實信徒，一旦民進黨有人對理想的實踐稍有折扣，立即就成為叛徒。就如韋伯點出信念倫理可能造成的問題，「它化政治上的追隨者為門徒，化政治上的對手為敵人。」政治成了信仰之爭，而沒有妥協的空間。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無論是討論兩岸關係，還是核四政策，對民進黨而言，往往是鬥到你死我活的敵我之爭，但現實上，不論願意不願意，民進黨卻必須有所妥協，從過去陳水扁無法公開宣布法理台獨，到蔡英文近來拜訪台塑，某種程度都是和現狀妥協的例子。民進黨過去可以玩兩手遊戲，相安無事，是因為從未出現理念上的有力競爭者，現在有了第三勢力，以林義雄為宗師，當他們質疑民進黨的理想性時，民進黨的光彩頓時褪色。
當林義雄批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說」是國家前途立場模糊時，民進黨市議員李建昌回得好，「怎麼會不知道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的『維持現狀說』是迫於無奈，因為台灣要維持與美國、中國的關係，只能匍匐前進，不可能明天就宣布改國號新憲法」
然而，民進黨平常向選民傳達的訊息卻非如此，馬英九匍匐前進，被批為賣台，現在他們要如何去向那些純潔的選民說出，民進黨執政後，也必須匍匐前進呢?
民主化30年來，民進黨內幾乎找不到英雄，年輕世代尋求典範，必須隔代追尋，從史明到鄭南榕，他們勇敢決絕，完全未受到現時政治的污染；相對的，那些曾經妥協的，曾經和國民黨合作的，並非完全沒有貢獻，但他們的下場，重則成為背骨叛徒，輕則成為庸俗政客，經歷民主轉型的世代，成為沒有英雄的世代，刻畫出民進黨的矛盾。
當然，一個口頭「信念倫理」的政黨，最後可能作法自斃；更麻煩的是，過去的妥協卻也未能替民進黨建立起「責任倫理」的風範，一個實踐責任倫理者，可以「與魔鬼的力量締結了協定」，但最大的檢驗基礎是，權謀及手段都必須是為了眾利。然而，當民進黨各派系紛紛推出市議員轉任立委時，大概很難自圓其說是為了眾利，當林義雄痛責民進黨市議員任期未滿就轉任立委時，輕輕一擊就打到民進黨的痛處，確實展現了一位「信念倫理」大師的畢生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