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更迭，客家女性已經有著明顯的變貌，但是當我們在研究客家女性文學之際，卻不斷要面對屬於文學與社會研究對於客家女性的認知與論述，並未在此類社會發展變動過程中，有著令人比較滿意與創新的詮釋。在文學的文本與作品中，關於客家文學的論述，或關於客家女性的研究，至今仍然缺乏相對符合社會形態長程性發展變動的論述與認知。
關於此類認識的瓶頸，將在本書中提出，本書將試圖挑戰過去分析台灣文學時所慣用的性別與族群意識角色的二元對立方式，嘗試從人類相互依賴的角度，跳躍站立在弱勢的族群中──客族、女性，以人類整體，性別、族群與階級彼此相互依存的觀點，來研究與關懷本書的課題；以相對自主性高的社會優弱勢組構圖形，來架構性別與族群研究發展至今仍然無法突破的權限，嘗試以文學作品作為社會發展研究與驗證的資料與田野，來認識社會發展的真實存在。
我們首先要探討，在社會長程發展過程中，客家女性形象如何從藍布衫、戴斗笠，任憑風吹雨打的制式與刻板形象中解放，如何從客籍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與新舊世代接軌的文學創作者意圖中，透過德國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的社會發展理論所指陳的社會功能民主化的社會進程觀點，以相互依賴團體彼此形成的優弱勢組構關係之相糾葛，探討弱勢組構如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因為團體權力落差的流動，主體自我所依賴的集體──被稱之為族群與性別的我族認知與認同價值──的變動，打破在客家論述中，長期以來佔領論述殿堂的本質論、二元對立論的單一範疇，而從權力變動的團體關係圖形，來探究優弱勢團體之間彼此的烙印機制，以及此類刻板印象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變動的結構。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客家族群總是依賴於主流社會，向來擺盪在權力的邊緣：從早期台灣移民史中的閩客之爭，到客家人傍山而居；從日治殖民時期，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客家族群歷經渡台、皇民化運動、二次終戰與專黨獨大的統治，被迫在語言與生活形態上放棄原有的族群認同。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在現代化台灣的發展當中，客家族群脫離原鄉到異地打拚，隨著經濟、政治、社會的劇烈變遷，一方面使得這一個島嶼上的客家族群，能夠有著前所未有的解放機會，脫離族群高度的生存制約規範，活出比昔日更加精彩的生命，但也如同其他弱勢團體一樣，在政治、經濟的優勢發展中，與原來的傳統脫離了關連性。
客家文化規範的保存，在面對社會發展與社群關係脫落的急迫性時，卻不由自主地會碰觸到客族女性主體感知的傷辱。作為客家女性，在社會發展的主體感知逐漸纖細與敏銳之際，過往必須承擔作為客家族群一員的我族認同，便成了客族女性愛恨交織的課題。要求客家族群價值的抬升，其實就是要以客族男性為尊；而此類以男人為尊的社群建構方式，其實也就是客族女性的制約所在。諸如此類的矛盾議題，即在如何抬升族群文化的價值、強化客族的我族認同的同時，客家女性又往往被男性主體犧牲成為邊緣人，附屬在以男性為主的客族社群關係之下，使得客家女性面對政治、經濟、社會變革時，成為沒有聲音的隱形人。
客家女性真的是沒有聲音，沒有自我影像訴求的一群非人嗎？面對傳統重擔──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勞力與生活重責──客家女性除了客家男性所讚揚的美德與刻苦之外，在台灣社會發展中曾經留下什麼？在承擔刻苦勤儉符碼的背後，客家女性真是如此嗎？或者只是一條用力工作的母牛？本書將從台灣文學切入，檢視台灣客家族群在其長程的歷史與社會變遷中，如何展現男女性的對待方式，以及客家女性長期在客家男性與社會制約中，如何被建構成歷史包袱下的女性形象，而呈現在女性作家筆下。
筆者自小生活在客家村，由童年到青少年，目睹台灣社會由農業到工業，由美援時期的困窘，到工業社會的快速輪轉，傳統農村結構的價值觀轉向追求城市化中產階級的生活模式，亦走過語言、政治氣氛單一化的年代；願將個人參與變動過程與在研究場域中的觀察和分析，互作印證，在社會學的領域中，為客家女性研究盡一份心力。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本文選自《台灣客家女性》（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