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台灣民主化本身的主體性很重要，但有一種助緣無法忽略，便是《自由中國》這份刊物正式提出民主、自由、人權，影響甚大。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認為南韓跟台灣的民主化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我不清楚南韓的歷史，台灣當然也有基督教長老會，但正面提出民主跟政府直接對抗的是《自由中國》所集結的流亡知識人群體。這個群體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很大的。
民主化結合了外省人與台灣人，這是普世價值，打破任何地區性，甚至文化界線。中國雖然沒有「人權」、「民主」這類名詞，但是類似的意識則是有的。「自由」與「平等」因佛教關係，早已流行於中國，不過現在不能詳說。
胡適之在美國任大使時，曾以「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為題演講，論及中國傳統中也有一些觀念和制度，可以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胡適之在中文作品常嚴厲批評傳統，那是為了打破有些中國人的自大狂；但他在美國的英文文章和演講都強調中國文化的好處，所以看胡適之文章應該中、英文並看，才能真正全面地瞭解他的想法。由於中國文化中潛存著對於「民主」、「法治」、「自由」的嚮往，所以19世紀晚期儒家學者如王韜、郭嵩燾以至於康有為都對西方的政治、法律系統十分讚揚，比之於中國的「三代之治」。總之，《自由中國》一派人提倡的現代價值在1950年代為台灣的人文學術開拓了廣闊的視野。
我首先提到《自由中國》的知識人群體，是因為這一群體對台灣後來的人文和政治生態發生過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台灣今天之有民主轉型，追源溯始，不能不想到《自由中國》。但1949年以後，台灣的人文研究更因為流亡知識人的大批參加而改變了方向。在日治時代，無論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或西方的主流學術與思想，在台灣似乎都是缺席的，大概和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有關。1949年以來，由於大陸上過去第一流的文、史、哲學人大量湧入台灣，島上的人文研究很快便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最近5、60年來，一方面台灣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研究的領域中做出了許多原創性的貢獻，這是世界學術界所承認的；另一方面，西方人文社會學科在台灣不但已根深柢固，而且也經過吸收融化，達到了中國本土化的階段。這兩方面的成就最初都顯然是流亡學人從中國大陸傳布過來的。
讓我略說幾句關於20世紀上半葉人文學術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因為這是1949年以後台灣在這一方面占絕對優勢的歷史背景。1895年台灣割讓之後，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忽然發生了一次大躍動。由於甲骨、金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與新史料大量發現，中國歷史從古代殷、周到中古漢、唐，都必須重新展開研究。當時全世界漢學家都熱烈地參加了這一學術新潮，而中國學者則在這一方面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如王國維便是早期的一個顯例。接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構成中國人文研究的主流。從20年代到40年代，這一研究領域在中國異常活躍，出產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今天大陸上出版的「國學大師」系列，都是在這2、30年中出現的人物。今天回顧起來，2、30年代中國人文研究可以說是居於領先世界的地位。當年胡適和陳垣曾討論到如何將「漢學中心」從巴黎和日本京都搬到北平。這並不是無根據的狂妄、自大，試看20世紀下半葉的日本與西方漢學發展的情況，便立刻可以發現陳垣、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錢穆、馮友蘭、顧頡剛、李濟、董作賓……這些大師的著作在國際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1949年以後，許多著名的國際漢學作品往往是建立在他們所奠定的基礎之上。姑舉一例，以概其餘。荷蘭的許理和（Eric Zürcher, 1928-2008）在1959年出版了一部經典之作《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寫的是漢至南北朝的佛教史。許理和在序言中感謝2位遠東的前輩，都是未見過面的，首先是中國的湯用彤，其次則是日本的塚本善隆。事實上，塚本的研究以北魏為主，湯用彤則完成了漢至南北朝的全部佛教史。所以湯用彤的整體結構對許理和更具參考價值。我們細細比讀二書，便可知其詳。日本漢學界對上述諸大師的研究，也一直在密切注視和跟蹤中，稍稍熟悉20世紀中葉以降日本漢學的人大概都很清楚，不必詳述了。所以在抗戰前後幾十年中，中國人文學術與思想一直處於上升期，「漢學中心」已在不知不覺中轉移到中國來了。
「五四」以後，中國學人學習和吸收西方人文社會學術也從「登堂」躍進到「入室」的地步。自從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用以派遣留學生，直接入美國大學之後，不少中國青年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對於西方文、史、哲及社會科學都能深造自得。其中有些最傑出的且能著書立說，與西方學人並驅爭先。所以「五四」以後「西學」的水平在中國一天高於一天，遠非以前嚴復、梁啟超、王國維時代所能夢見。
以上我講的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突飛猛進的狀態。這兩大領域的業績當時都無法傳入日治下的台灣。弄清楚這一背景，我們才能把握到：中國人文研究的傳統從大陸移植到台灣的重大意義。1949年是一道分水線：中國人文研究從這一年開始忽然在大陸上斷裂了，一直要到30年後才有人在廢墟上試著重新出發。與大陸對照之下，台灣在1949年以前和中國人文研究主流是隔絕的，但此年以後，不但全面承擔了這一主流，而且推陳出新，無論在「整理國故」或吸收西方文、史、哲與社會科學方面，都超過了1949年以前大陸的成績。這裡我又要提一提上述的《自由中國》知識人群體的影響。《自由中國》的象徵精神領袖不是別人，恰好是胡適。他早在〈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一文中，就提出「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兩大綱領，曾對1949年以前大陸的人文研究發生過指導作用。1949年以後他也把這兩大綱領帶進了台灣。《自由中國》的早期作者之中既有國故整理者，也有西學輸入者，對於此後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顯然有刺激作用。
反觀1949年以後的大陸，人文研究真是慘不忍睹。「整理國故」、「輸入學理」既是胡適提倡的東西，當然都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毒草」，非連根拔掉不可。1957年「百家爭鳴」時期，許多國故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曾為過去幾十年中國人文研究的傳統辯護，希望能恢復1949年以前的學術思想自由，其中尤以雷海宗先生最坦率。雷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學研讀西方古代史，造詣很深；回清華後則教秦漢史，也具創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所根據的資料都是19世紀中葉陳舊的社會科學（如摩爾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而蘇聯在社會科學方面十分落後，遠不能與西方（英、美）相比。等到「鳴放」變成了「反右」，電海宗便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憂憤而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也立即遭到全面的唾棄。早在1949年五月陳垣便以國學大師的身分，寫信給胡適，說他已改奉「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治學方法」。他更進一步指出：他以前和胡適共同運用的「科學的治學方法」是錯誤的。
這就等於正式宣告天下：乾嘉以至現代所發展出來的文史研究方法——所謂「考證學」——必須讓位給馬列了。1957年向達指責馬列主義「史學」只開「五朵花」（按：即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其實便是抗議馬列教條將中國史學束縛得太緊了。
史學的「五朵花」和文學創作的「五把刀子」（胡風語）在性質上完全一樣，扼殺了中國文、史、哲等領域的生機。所以從1949年到1978年這30年間，中國的人文世界簡直是一片荒涼。以我較熟悉的史學而言，「五朵花」指導下大量編輯和撰寫的書籍與論文，只有完成當時政治任務的功用，在史學知識方面毫無價值可言。這和俄國史學名家古納維奇（Aaron I. Gurevich）所描述的前蘇聯史學界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史達林時代所編著的史學作品今天都早已扔到廢紙筒中去了。但台灣的史學界在同一時期則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史、哲著作。陳垣雖說自己已改宗馬列，在5、60年代卻一直託澳門的友人為他購寄台灣、香港的史學新作與學術專刊。80年代以後，大陸學人出國訪問的，首先便是要尋找台灣的出版物。最有趣的例子是周一良，他是魏晉南北朝史名家，但長期被迫研究日本的近代史，並無顯著成績可言。80年代後他到了美國，第一件事便是託人購買嚴耕望先生的兩大部秦漢與魏晉南北朝的地方行政史，這是他後來在自傳中所做的回憶，自然是可信的。
史學的「五朵花」和文學創作的「五把刀子」（胡風語）在性質上完全一樣，扼殺了中國文、史、哲等領域的生機。所以從1949年到1978年這30年間，中國的人文世界簡直是一片荒涼。以我較熟悉的史學而言，「五朵花」指導下大量編輯和撰寫的書籍與論文，只有完成當時政治任務的功用，在史學知識方面毫無價值可言。這和俄國史學名家古納維奇（Aaron I. Gurevich）所描述的前蘇聯史學界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史達林時代所編著的史學作品今天都早已扔到廢紙筒中去了。但台灣的史學界在同一時期則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史、哲著作。陳垣雖說自己已改宗馬列，在5、60年代卻一直託澳門的友人為他購寄台灣、香港的史學新作與學術專刊。80年代以後，大陸學人出國訪問的，首先便是要尋找台灣的出版物。最有趣的例子是周一良，他是魏晉南北朝史名家，但長期被迫研究日本的近代史，並無顯著成績可言。80年代後他到了美國，第一件事便是託人購買嚴耕望先生的2大部秦漢與魏晉南北朝的地方行政史，這是他後來在自傳中所做的回憶，自然是可信的。
最近30年來，大陸的人文社會科學已與國際接軌，中國文、史、哲的論著也大量產生。但前面30年的斷層畢竟影響太大。台灣則恰恰從1949年起接上了人文研究的傳統，一直延續和發展到今天，其根基是相當鞏固的。相比之下，大陸上人文學術常常流於通俗化而發生種種「熱」。這便是基礎不牢的表現。人文社會科學界又往往出現「抄襲」事件，更足以令人擔憂。所以台灣人文研究的優勢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不用說，我們也期待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今後能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但是我並不是對台灣一味地盲目樂觀，而看不見它的限制。下面讓我對台灣人文研究的未來表達2個期待。
＊作者余英時（1930-2021），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等。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4年入選美國哲學會會士。曾獲日本關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名譽博士，2006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首屆唐獎漢學獎。本文選自作者經典套書之《人文與民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