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中國是朋友或敵人，我們沒有理由不努力從多角度、全方位「以閱讀瞭解中國」。但是如果只能透過一本本歐美翻譯著作，而缺少台灣本土視角，那是種遺憾。
這家新開咖啡店叫「偷時」。木格玻璃窗、牆壁上是少女風的粉色塗鴉，明亮又溫馨，但真的太小了，頂多二十幾平方米（8坪）。忍不住問年輕女老闆房租多少，「兩萬多人民幣。」「這麼貴！」我咋舌，「不算貴啊，在長樂路算很合理了。」
長樂路上一群鄰居的上海夢
也是，誰叫這裡是長樂路呢。短短約3公里，舊時上海法租界的一條狹窄馬路，房價可能是全上海（中國）最貴的。
19世紀中，法國人拿出歐洲城市的規畫手法，沿著人行道兩旁栽下美麗梧桐樹，蓋出極具歐陸風情的三層小洋樓，如今洋樓已舊，變成一間一間服裝店、咖啡店、小餐坊和酒吧。百多年下來，法國梧桐的濃密枝椏早在高處形成纏綿至極的牽手交纏，望眼過去綠蔭長廊彷彿無盡頭。除卻冬日，一年三季行走其中，總能享受透過濃密樹葉細碎灑下的陽光、細雨或微風。
美國記者史明智（Rob Schmitz）在長樂路底住了6年。他用細膩而充滿情感的文筆，敘述長樂路上一群鄰居的「上海夢」，他們如何渴望在這個大城市追求各自的夢想，即使夢想和體制扞格，被高速經濟發展無情輾壓，這些無名小市民拿出韌性或任性，搏鬥著，不服輸。
很奇妙的經驗，坐在長樂路小咖啡店，右手是繁體中文版《長樂路》（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2017，台北時報出版），左手是簡體版《長樂路》（2018，上海譯文）。的確是同一本書，但看起來卻像異卵雙胞胎，從封面目錄到翻譯文筆，從包裝、讀者定位到文案訴求，差異明顯。
我猜簡體版《長樂路》能突破中國大陸緊縮的出版管制，刪減不多下順利面市，並不容易。畢竟書中故事如此鮮活，不避諱歷史傷痕，更反映此刻庶民生活的真實面貌。
例如，逃離山東礦區來到上海的趙小姐，吃盡苦頭終於在長樂路開家小花店賺到了錢，但國家戶口政策讓她的兒子和孫子都被迫成為「留守兒童」。
再如書中最悲劇的故事，長樂路附近的「麥琪里」，原來是三千多戶人家的舊石庫門社區，開發商威脅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一位拒絕搬遷的韓戰老兵老朱，活生生在睡眠中被縱火謀殺。至今少數堅持抗爭者，如地下里長陳先生，誓言抱著瓦斯桶同歸於盡，也要守住父親解放前以十根金條買下的房產。
史明智寫作技巧一流，書中人物一悲一喜一呼一吸躍然紙上，英文版出書後得到不少好評，例如紐時書評：「本書令人感嘆又欣喜──透過作者在長樂路的見聞，讓讀者更瞭解中國一般百姓。」
簡體字版感性，繁體字版理性
簡體版的《長樂路》樸素又低調，隻字不提西方媒體評論，封面用了一張照片：可愛小男孩在馬路上奔跑，紅撲撲小臉蛋上掛著天真笑容，封底文案摘錄書中內容，結尾是：「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王明和傅姨建設新疆的故事。當時誰又能想到，在50年後的今天，中國人還能肆意夢想，甚至擁有追夢的手段和自由？」
相較簡體版的包裝感性而正面，繁體版則理性多了，強調藉由此書認識真實中國，編輯邀請獨立記者白嘵紅寫了一篇犀利導讀，「《長樂路》記錄的不只是一條馬路上的故事，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故事。它是對統治者塑造的『中國夢』做出一份深切的質疑和批判。」
關於中國書寫，台灣讀者最熟悉的應該是八旗文化的兩本翻譯作品：《紐約客》（The New Yorker）資深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的《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以及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長樂路》的寫作與之一脈相承，透過深入觀察找出指標樣本，然後大量採訪細膩描摹。
從出版人角度，不論中國是朋友或敵人，是「一家親」或是外交寇讎，我們沒有理由不努力從多角度、全方位「以閱讀瞭解中國」。這一點，歐美出版界很盡責，包括資深記者、學者、智庫，甚至退休官員，太多相關著作。
藉閱讀瞭解中國，卻少了台灣視角
過去幾年在時報出版編輯檯上，除了《長樂路》，也出版了《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2017)和《中國的亞洲夢》（China's Asian Dream，2018）。我相信，此二書在中國出版的機會相當渺茫，前者是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的20年內幕觀察，太多中美高層互動祕辛以及對領導班子的點評。後者是英國資深記者唐米樂（Tom Miller）對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如何以經濟力量重建區域外交生態的企圖心，有著批判性解讀。
在這條英文名為“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的長樂路上，邊啜飲冰涼美式咖啡，我想著，台灣出版人和讀者真的幸福許多，自由帶來各種可能。但是如果「以閱讀瞭解中國」只能透過一本本歐美翻譯著作，而缺少台灣本土視角，這樣的幸福也帶著遺憾了。
＊作者曾任天下文化執行副總編輯、時報出版第一編輯部總編輯。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63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