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有兩項來自國際的肯定，而且都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相關，讓台灣的媒體工作者與有榮焉。「無國界記者」（RSF）組織4月24日公布「2018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PFI），台灣以第42名蟬連亞洲第一；中國呢？第176名，倒數第5。另一項則是在4月16日，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何貴森（Chris Horton）與王霜舟（Austin Ramzy）的專文，標題開宗明義：〈台灣取代香港成亞洲言論自由新堡壘）。
民主、自由與人權這些普世價值，是台灣自解嚴之後發展的「定海神針」，30多年來營造出生氣勃勃的公民社會，與日本、南韓鼎足而立，稱之為亞洲民主典範並不為過。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媒體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以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話來說就是：「作為公職人員強而有力的檢查者，將他們送上輿論的法庭，促成和平演進的改革，否則革命將勢所難免。」
國際視角中的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鑑
但是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新聞媒體與民主體制的關係產生了許多變化，網路帶來機會也形成挑戰，能載舟也能覆舟；從工業化先進國家到民主進程剛起步的開發中國家，都為台灣提供珍貴的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鑑。本文擬以國際態勢與台灣經驗相映照，對網路、媒體與民主複雜糾葛的三角關係做初步的觀察與省思；並探討如何善用台灣的媒體經驗、社會氛圍、閱聽人素質，來發展出一套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台灣模式」。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諸多案例告訴世人，沒有一定的政治社會經濟傳統、條件與體制，網路可以摧毀獨裁暴政，但不能保證取而代之者會不會更獨裁、更殘暴。台灣的幸運之處在於，網路強力衝擊政治的時刻（暫且以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來到時，台灣早已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擁有堅實的中產階級，建立了公民社會。因此在初期，網路帶來的是更強大的理念宣揚、議題塑造與群眾動員能力，並且激勵更多年輕世代關注公眾事務、進而展開行動。
隨著社群網路的大行其道，台灣也逐漸感受到網際網路「原力」的黑暗面。但是台灣再次受到民主之神照顧，這股「原力」是歐美先進國家首當其衝，弊端醜聞接連爆發、作惡者一一現形、各方亟思對治之道，台灣因此得到許多珍貴的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鑑。接下來，筆者將從假新聞泛濫成災、社群網路助紂為虐、防治之道與新聞自由三個層面，來對照國際態勢與台灣經驗，最後再探討民主、網路與媒體如何共存共榮。
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假新聞狂潮來襲
假新聞（fake news）源遠流長，有人形容它「至少像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傳說一樣久遠」，但是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Brexit）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發展到新的境界，幾乎可說是改變了歷史。尤其是美國大選，根據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在2012年投給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民主黨選民，有4%在2016年拒絕了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從而將川普（Donald Trump）送上白宮寶座。
更特別的是，假新聞之害人盡皆知，在歐美先進國家卻照樣泛濫，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今年3月發布的調查顯示，83%歐洲民眾認為假新聞威脅民主政治，但還是有1/3民眾每天都會接觸到假新聞。此外，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研究指出，美國政治類假新聞或垃圾新聞（junk news）有明顯的意識型態色彩，其最主要消費者與散播者是強硬保守派、極右派、川普支持者。
台灣的政治類或公共議題類假新聞呢？目前看來是方興未艾，與歐美前車之鑑相對照，有幾個點值得注意。首先，除了臉書、LINE與PTT之外，內容農場（content farm or content mill）是台灣假新聞一大淵藪，它們多半藉由盜取、加工其他媒體內容，大幅簡化製作過程與成本，以「網友投稿」規避法律責任，而且往往因為設籍境外而難以管制。
其次，從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都可見到外國勢力──俄羅斯──幕後黑手運作；反觀台灣，「外國勢力」操控的痕跡也日益明顯，尤其以台灣在地緣政治的特殊地位，「外國網軍」的干預行為恐怕是方興未艾，我們必須思考防治之道，不久前的《智子之心》事件正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
第三，特定政治意識型態的閱聽群眾，對假新聞的接受度似乎特別高，不但可以作為假新聞防治的重點，同時也是頗具意義的政治社會觀察指標。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以美國為他山之石，多年以來，美國政治與社會日漸黨派化、兩極化，到川普上台之後，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人自覺或不自覺閉關於回音室（echo chamber）或同溫層，對資訊與理念失去理性分辨判斷的能力與意願，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大行其道。台灣原本就有統／獨的分歧，近年在許多重大事件與議題上，公眾越來越兩極化，接收資訊不是為了理解事實，而是為了印證固有信念；發言不是為了交換意見，而是為了攻詰羞辱。台灣必須在重蹈美國覆轍之前改絃易轍。
第四，台灣閱聽人對於「假新聞」的認識仍然過於模糊，不太分別「假新聞」與「錯誤報導」「不嚴謹報導」「敵對陣營觀點」，對於提升閱聽人素養、防治假新聞而言，是相當大的阻力。除了內容農場之外，台灣「專業級」的假新聞網站目前還不成氣候，但假以時日，恐怕還是會開始猖獗。前述的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研究根據歐美經驗，提供了5個假新聞網站判準（5選3），可供台灣媒體教育和假新聞防治工作借鏡：新聞專業（professionalism）、呈現風格（style）、公信力（credibility）、黨同伐異（bias）、以假亂真（counterfeit）。
當社群網路「武器化」助紂為虐
特殊利益團體千方百計影響輿論方向、主導公共政策，與假新聞同樣歷史久遠，也同樣在社群網路興起之後進入新的境地，不僅操控手段推陳出新、速度廣度深度兼具，而且野心之大與傷害之重，更非昔日可比。
從俄羅斯政府的「小白農場」（troll farm）到美國右派金主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都是透過社群網路操控政治場域，以假新聞等惡質手法操控個人（集體）行為、深化社會分歧、顛覆民主程序運作系統、動搖民主體制的可信度。更可怕的作法則是將資訊「武器化」（weaponize），在緬甸、斯里蘭卡等社會裂痕嚴重的國家，搧動種族衝突與宗教仇恨。
好消息是，以臉書（Facebook）為首的社群網路，在歐美社會正面臨撲天蓋地而來的壓力，必須在保護使用者個資、消弭假新聞與仇恨言論、隔絕外國惡意勢力、規範政治操控組織等方面，儘快拿出因應之道，否則其演算法將被迫大幅揭露，接受更嚴格的法規管制，公司獲利能力將遭到重創。
在台灣，臉書由於有「檢舉」「封鎖」機制，經常被質疑為政府的同路人、政府封殺批評意見的幫手，顯示一般人對社群媒體基本運作機制的陌生。除此之外，透過社群網路進行的惡意操控，在台灣雖然還沒有特別顯著（或成功）的案例，但絕對是一大隱憂。台灣民眾在特定議題──例如獨與統、挺同婚與反同婚、廢死與反廢死──上很容易被情緒動員，訴諸鍵盤霸凌。而且台灣民眾的社群行為高度集中於臉書與LINE，有心人很容易找到操控的管道、平台與模式。
台灣由於市場規模太小，對臉書、Google沒有多少約束力可言（對積極擴張其他領域業務的LINE或許有），應該考慮聯合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對臉書與Google施壓。尤其當臉書與Google在歐美做出更嚴格的自我規範或者被規範之後，無論是假新聞防治抑或隱私權保障，台灣等其他國家都應該要求一體適用，不能容許差別待遇。
新聞亂象的防治之道與新聞自由
面對假新聞猖獗、社群網路助紂為虐的亂象，要求加強管制、防治的聲浪也日漸高漲，台灣可以受益於其他國家經驗之處更多。歐美政府著重點是要求臉書、推特（Twitter）改變政策與運算法，營造較為健全的網路場域，同時加強防範外國勢力干預重大選舉與公共政策。歐美主流媒體則標舉事實查核（fact check），一方面提升報導水平，一方面制衡川普之流的領導人信口開河、謊言惑眾。
在國家立法方面，法國考慮立法規範新聞網站，德國則已經針對社群網路開鍘，是兩個具指標性的案例。但是在許多威權政體的開發中國家，包括幾個亞洲的台灣鄰國，「防治假新聞」反而可能淪為政府遂行新聞檢查、迫使媒體自我檢查、打壓言論自由、營造選舉優勢的方便法門。
馬來西亞最近以打擊假新聞為由通過的新法，對「假新聞」的定義非常寬鬆模糊，罰責與刑責不輕，似乎擺明了要讓批評政府的媒體動輒得咎。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Najib Razak）在自身1MDB貪腐醜聞尚未落幕、今年又適逢國會選舉之際推動立法，其實是用心可議的錯誤示範。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原本也推出類似的新法，但是被主流媒體反將一軍，查出他的選戰文宣團隊創立的網站「The True Picture」，美其名事實查核，卻是為政府與執政黨效命，而且並未揭露背後的關係。
馬來西亞遭到強烈質疑，印度政府自討沒趣，但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還是躍躍欲試。中國更不消說，對臉書在歐美闖下的大禍見獵心喜，拿來宣揚其網路監控、新聞檢查、萬里防火牆的「中國模式」。習近平4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強調「決不能讓互聯網成為傳播有害信息、造謠生事的平台」、必須「加強黨中央對網信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有這些國家的例子，台灣更應該在立法與執法工作上戒慎恐懼；在防治假新聞與限縮新聞自由之間，畫出明確的界線；政府應該謹守分際，公民社會擔任主力，媒體識讀教育、媒體公信力比立法與執法更重要。今年4月成立、預計7月上路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起步，以台灣本身極為豐富的媒體實務經驗與研究，未來可以發想出值得其他國家參考的模式。
但無論假新聞如何猖獗，網際網路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由開放、不斷嘗試錯誤的場域。長江大河挾泥沙俱下，網際網路弊絕風清的那一天，也會是它的死期。
民主、網路與媒體的共存共榮
近年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全球化與反菁英風潮瀰漫歐美國家，充分顯現西方民主體制發展至今的弊端與侷限。對此，網路帶來的既是契機也是破壞，而媒體則能夠藉由與兩者（網路與民主）的互動，發揮關鍵作用。個人以為，西方民主體制仍是最適合台灣的體制，台灣的生存也需要一個「更民主的國際社會」。因此，如何追求媒體與民主、網路共存共榮，是吾等媒體從業者最重要的使命。
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1988年解除報禁，30年來，媒體與台灣社會一起走向民主，2000年完成第一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政權轉移。網路普及之後，台灣的媒體的商業模式受到劇烈衝擊，傳統紙媒一蹶不振，電視也面臨轉型壓力，舊媒體與新媒體一起進入網路世界尋找出路。現在趨勢越來越明顯：未來的世界仍然需要媒體，媒體的未來就在網路。
一如人類新聞史上的歷次變革，網路運作模式深刻影響媒體內容。往好處看，網路完全打破時間與延宕與空間阻隔，提供遠比以往豐富的表現素材，完全擺脫「版面」的限制，為小眾媒體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往壞處看，台灣網媒耽溺於「即時新聞」，幾乎是以軍備競賽的方式操作；擺脫「版面」的限制讓新聞容易製作與修改，因此產生分量輕、專業差、碎片化的問題；網路提供編輯檯源源不絕的現成新聞素材，速度至上導致把關寬鬆。這些弊病在社群媒體興起後進一步惡化，斲喪了台灣閱聽人眼中的媒體公信力。
豐富的實作經驗、開放的社會氛圍、高素質的閱聽人共同打造「台灣模式」
但是，要對治與防範假新聞猖獗、社群媒體惡意操控對民主體制的傷害，追求一個開放社會、包容的社會，正規網媒仍然是最可靠的守門者與發動機。
因此我們要問：網媒在講求速度和點閱率之餘，能否持續培養優秀人才、提升報導品質？能否堅守「事實查核、平衡報導」的神聖底線？能否善用文字與多媒體素材，讓閱聽人貼近重要議題、政策與事件？能否充分體認同溫層的風險與限制，在百家爭鳴的議題與事件中，儘可能扮演「誠實的中間人」（honest broker）與「確保品質的策展人」（quality assurance curator）？
當然，在追求這些目標的同時，台灣的網媒還必須找到商業上的存活之道，這一點非常具挑戰性。一方面，報導政府、政策、官員、公共機構、公共政策、社會議題的「公民職責新聞」（civic-function news）很耗成本又很難變現，遠不如美食、旅遊、健康之類的「服務性報導」（service journalism）本小利多。另一方面。台灣的網路世界和許多歐美國家一樣，內容製作與內容配銷分道揚鑣，後者在商業利益佔了絕大的優勢，對於主宰市場的Google 與臉書，網媒不免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歎。
儘管如此，畢竟事在人為。從Yahoo!到Google，從MySpace到臉書，網際網路是一個不斷破壞與創新的場域。人類永遠需要優質的新聞與評論，這樣的產品也一定會找到商業模式與市場利基。與其他國家相較，台灣雖然媒體市場規模不大，但是擁有豐富的實作經驗、開放的社會氛圍、高素質的閱聽人，我們期待能夠發展出一套「台灣模式」，與強調檢查監控、服從威權的「中國模式」相抗衡，為整個亞洲地區媒體的健全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