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瓜子等是為了修飾表達，那時艾未未在媒體上還沒有被禁止。我寫的時候並不是說要聲援他，我是為了文學修辭。我參加過他的活動，但我寫的時候的確跟他沒關係，這是一種偶然。一味在這裏找意義，有點過於解讀了。」前南都評論員、《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懷念他們》一文作者宋志標說。
很快，這篇社論就被從南都官網刪除了。寫完社論休息兩天後，宋志標去上班，被通知「不能再繼續寫了」。
「沒有書面通知，說是當時的宣傳部長看到了，覺得有問題。三週年之際正在做災區重建成果展，他們覺得稿子的情緒還是在緬懷，跟喜慶的氛圍不搭。」宋志標說。
在部門做了書面說明後，上級還是決定處理宋志標，此後，南方報業集團跟宋解除了勞動合約。
宋志標也承認，儘管如此，當時整個輿論環境還是相對自由，宣傳部的禁令強度也不是特別高。但2012年之後，中宣部對媒體的管制全面升級，直至今天。
外媒
和中國媒體的境遇有些不同的是，汶川地震發生後，外媒一度感受到中國的媒體管控放鬆，報導受到限制變少。
知名中國媒體人王志安在地震後撰文稱，此次汶川地震，政府對境內外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度，政府對媒體的管理，由過去的採訪限制型管理改為口徑管理。王志安認為，因為當時政府吸取不久前「西藏事件」的報導經驗，完全禁止境外媒體報導，造成對西藏的報導多有失實；相反，極少數在藏區的外國記者發回的報導，卻相對客觀中立。
呂秉權則提醒，當時媒體報導有所放寬，但並非完全放鬆不管。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外媒記者報導「豆腐渣工程」等問題管控越來越嚴。2009年，呂秉權回到四川進行後續報導，一到德陽（因學校「豆腐渣工程」上訪的綿竹家長所在地）就被國保抓了。「我們都習慣了，照常去應對，希望盡快脫身。」隨後的採訪則一直在國保的陪同下完成。
對外媒來說，汶川地震後有限的開放並非媒體環境改善的開始，而是媒體環境不斷收緊過程中的一個例外。
「對於大多數在中國的外國記者而言，汶川地震是中國媒體環境的一個高點。當時並不是完全沒有限制，也有路障，一旦越過路障採訪就順利多了。我還遇見兩個警察遞給我們兩罐啤酒。」時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ABC）的麥迪文說，「從那個高點開始，外籍記者普遍覺得，在中國採訪環境一路下坡，相比於胡錦濤時代，習近平上台後糟糕很多，管控很強，人們也越來越不願發聲。」
媒體報導環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入「新時代」。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稱，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宣傳思想部門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
